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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人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2
许多年前，我在云南边疆度过一段漫长而且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那时候我们兵团知青分布在千里边防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执行祖国赋予我们屯垦戍边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所在的团（后改为农场）地处中缅边境，地名叫陇川，全县人口不足万人，以致于许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从地图上找到那个叫陇川的小地方。
其实我们守卫的这片国土上还是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过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学惠。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姐、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水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水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徐学惠出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处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头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入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色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种经过艺术加工的獐头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具体，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出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水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牛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赶紧起床执行任务，裤子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进沟里摔断腿终身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上备战，人累垮了，敌人却连鬼影也没有见一个。幸好后来上级传达指示，说敌人搞疲劳战术，我们从此安心睡觉不再理会。
我们劳动的山坡对面就是今天令人谈毒色变的金三角，国界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河沟，两边山头上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男知青常常站成一排，一齐把尿撒过国界，戏称“轰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们连队对面山上，肉眼能看见许多铁皮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一升起来，那些房顶就闪闪发光，像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令人遐想无限。但是指导员严肃指出，残害徐学惠的国民党残匪就是那里派出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复辟，妄想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了，我们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边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风一样刮过许多有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传说。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两名英勇的侦察员。某路口，敌人支起大锅将我方伤员（或者干部，或者农会主席）活活煮死。我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以后自己将走进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历史帷幕后面的人群中间，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揭秘者和书记员。
另一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农场，改革开放，边疆发展边贸，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国境对面那座像乩语一样神秘邪恶的“洋人街”，了却一桩心愿。其实我看到这是座很平常的缅甸小镇，低矮的铁皮屋顶，飞舞着蚊虫苍蝇，充斥着垃圾和热带气息的肮脏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骡马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汗酸味，毒贩公开向游客兜售毒品。在一座大房子跟前，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从前的汉人（国民党）情报站，废弃多年，现在成了教堂。我驻足倾听，果然听见有呜呜呀呀的管风琴声从教堂的窗口飘出来。
我重重舒一口气，走出历史阴影，走到明亮的阳光下。
3
许多金三角老人回忆说，1951年，反攻命令一下达，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一片热烈欢呼。许多人流出激动的眼泪，对空鸣枪，扔帽子，还有人干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对此深感困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丢盔卸甲的国民党残军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们凭什么相信反攻大陆会成功？他们难道忘记仅仅一年前，他们是怎样从大陆狼狈逃出来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一群虚张声势的流寇？
但是当我走进五十年前这群失败者中间，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因为我并不费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莱，一位参加过反攻云南的前国民党将军面对来访的大陆作家，极为感慨地叹息道：“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现在来看，反攻大陆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大陆，总认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如果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国民党怎么会失败呢？……弄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
在金三角小镇回海，另一位已经加入泰国籍的华侨老人平静地说：“什么叫鸿沟，什么叫仇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赶出国境，这叫仇恨。广大官兵只能听见台湾宣传，相信一面之辞，这是鸿沟。台湾宣传说，共产党如何残暴，屠杀人民，共产共妻，老百姓怎样生灵涂炭，人民如何盼望国军回去解救他们，只要你们反共救国军一到，人民立即就会群起响应，以起义和战斗欢迎你们，共产党政权立刻就会像太阳下的冰雪一样土崩瓦解……你知道蔡锷北伐的故事，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我们把李主席看作金三角的蔡锷，反攻云南就是又一次北伐。如果我们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常回大陆看看，谁还会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政治谎言呢？问题在于，当时我们都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广大官兵被蒙蔽，作为国民党主帅的李弥，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蔡锷么？他有能力改变历史命运，反攻大陆成功么？如果他不相信，他为什么还是要全力启动这场大陆解放以来惟一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他怎样扮演这个两难的历史角色？
根据不少老人的叙述，我渐渐看见将近半个世纪前，反攻云南的国民党主力在孟萨集结完毕，李弥亲自将部下兵分两路：一路大张旗鼓向东佯攻景洪，扰乱共军视线，另一路主力则在缅北山区隐蔽行军，直到四月下旬才抵达一座地名叫做岩城的佤山。岩城古称永恩，界河对面就是云南西盟县城。
我对此感到疑窦丛生。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兵贵神速”永远是一条战术要义。可是李弥部队似乎并没有紧迫感，他们就像游山玩水，几百里路居然走了两个月时间。我向武老请教，前国民党幕僚回答说：“行军就是行军，没有人拖延时间。”
我摊开地图向他指出：“可是这样一条路线，你们居然走了整整两个月！那么你们都干些什么事情？”
他态度甚为安详地说：“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呀！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动员青年当兵，建立反共游击武装，宣传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