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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侦察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1938—1940年勃罗宁在侦察局总部机关从事对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敌后派遣工作，1940年授上校军衔。1940—1941年在工农红军总参高等侦察学校任教，1941—1949年任斯大林摩托机械化军事学院外语系系主任，1949年9月被内务部逮捕，判刑10年，1955年4月平反。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著有《我知道佐尔格》、《苏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等书，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9月病逝。
黄维佑，1937年9月获释后，立即和丈夫王墨馨参加八路军。1942年6月，在太行山战役中遭日寇围攻，投崖壮烈牺牲。
蒋浚瑜，1936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参加共产党。解放后在北京外贸部工作，现已离休。她是“怪西人”案唯一健在的地下工作者。
陆海防、陆独步，叛变后都成了军统特务，专门搜寻他们所认识的国际组织的情报人员。陆海防后改名陆遂初，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客死孤岛。陆独步，在全国解放后到处藏匿，肃反时期被我公安部门查获法办。
从1933年到1935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佐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勃罗宁），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苏军总参四局中国情报站）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情报人员遍设各大城市中，以上海为中心，西至南京、南昌、武汉；北到开封、天津、北平、太原、奉天、哈尔滨；南到香港、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国民党政权或占领军的战略要地。情报组织的工作渗透到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中央党部乃至个别的省党部，在军事机关中渗透到南京警备司令部、武汉、南昌、北平的蒋介石行营、太原阎锡山的司令部。同时，也渗透到日本侵略军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了反法西斯的战斗。
据不完全统计，情报组织中专职和兼职人员发展到183人。除专职人员领取最低的生活费外，兼职人员都不要任何报酬。
本书由 文本豪客 全新排版
第三章 谍海女杰
第1节 在等待中工作
上海往事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东方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上级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开始，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达上海码头，汉布尔格就为十里洋场的状况所震惊，一面是灯红酒绿的都市奢华，一面是贫困饥饿的底层现实。在一个欧洲人的眼里，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先期抵达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双方互相拥抱，亲热地交谈，说笑着走向迎接他们的轿车。
汉布尔格暂时住在瓦尔特家里，这里的条件不错，居室很大，家里还专派一名中国仆人接待他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显得彬彬有礼。这一切使汉布尔格感到和欧洲没什么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们居住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使汉布尔格难以入睡。就这样，汉布尔格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他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他们也必须回请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汉布尔格，并且期待着他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汉布尔格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汉布尔格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汉布尔格并不反对这些活动，她明白，作为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体面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层重要的保护色。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汉布尔格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消息。
1930年秋，汉布尔格家对面的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的石库门房子，被一个叫张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门口挂上“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这期间，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很多，汉布尔格凭着职业的敏感看出了这是一处秘密工作的地点。果然，几天后，瓦尔特便找到汉布尔格，问她是否愿意帮中国同志做些事情，汉布尔格愉快地答应下来。
汉布尔格认识了中共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由于他是唯一懂电讯知识的人，所以两人交往多一些。经过一段了解，汉布尔格知道，原来“福利电器公司”是为中国苏区和红军培训报务人员的秘密基地。参加训练班的二十多名学员，分别是广东、湖南、上海、河南等地党组织选派来的。
汉布尔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电讯知识帮助他们编写教材，传授发报常识。渐渐地汉布尔格了解了他们的秘密，竟然发现这是中共的第一部电台。
原来，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党员李强、涂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石库门房里，成功地组装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着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座秘密无线电台诞生了！当时，首位在这个台上负责报务工作的就是张沈川同志。周恩来闻此喜讯，立即指示顾顺章组建特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科，由李强任科长。同时，他还亲自为秘密电台编制了第一本收发报密码。
此后的几个月，汉布尔格过得十分充实，不管怎样，她又和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了。不过，汉布尔格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汉布尔格在远洋国民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板叫普劳特。通过普劳特，汉布尔格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也有苏联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汉布尔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汉布尔格早在德国就读过史沫特莱的作品，很想结识她，普劳特知道汉布尔格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汉布尔格介绍给艾格尼斯。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汉布尔格家楼下讨论制作变压器问题，汉布尔格和张沈川照常在楼上上课。午饭后，宋濂回四成里取信纸，汉布尔格和李强、曾三等人坐着闲聊，忽然，宋濂慌慌张张地回来报告：“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前楼的窗帘信号变了。”大家赶紧出去侦察，走到巨籁达路口，那个看弄堂的人已在等着，见他们就说：“不要进去了，你们工厂20多人刚才已全部上了一辆警车被捉去了。”
汉布尔格和李强立即赶到张沈川的住所，把党的文件全部销毁，然后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住地。过了两天，他们派人去四成里侦察，发现守候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他们便揭下封条，把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他物资装上汽车运走了。
不久获悉，被捕的学员中，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后在狱中牺牲了。
中国同志按上级的命令转移了，汉布尔格又变成了孤雁。
与佐尔格相识
史沫特莱知道汉布尔格十分期望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就主动提出，假如汉布尔格同意，她可以为汉布尔格寻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个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第一次拜访汉布尔格，是在1930年11月。她还住在瓦尔特家里。
初次会面时，汉布尔格还不知道佐尔格的名字。佐尔格说，他听说汉布尔格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觉得有必要提醒汉布尔格，在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他劝汉布尔格再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拒绝还不晚。
汉布尔格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佐尔格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始探讨在汉布尔格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汉布尔格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
结识佐尔格之后，汉布尔格顺利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汉布尔格可以参加佐尔格小组的工作。佐尔格很欢迎汉布尔格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汉布尔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