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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佐尔格之后，汉布尔格顺利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汉布尔格可以参加佐尔格小组的工作。佐尔格很欢迎汉布尔格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汉布尔格完全符合从事秘密工作的条件，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他的同胞。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但他们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佐尔格建议汉布尔格找一处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汉布尔格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汉布尔格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他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们迁入新居，霞飞路1464号（后改为1676号）。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四面房间都能看见绿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通向两条不同的大街。
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汉布尔格家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佐尔格外，还来两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欧洲同志。会面是在二楼进行的。汉布尔格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她的任务是担任警戒，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汉布尔格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汉布尔格，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迁入新居后不久，佐尔格在一次会面时带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请汉布尔格代为保存。不久，又送来了第二个。里面装的都是印刷和手写的资料。汉布尔格把它们放在壁橱里那个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有时同志们会面时会取出来使用。这些文件在汉布尔格家里存放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就连她的丈夫罗尔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当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家中时，她不得不把实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罗尔夫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很简单：这对孩子和汉布尔格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汉布尔格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汉布尔格已不记得，是怎样向保姆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过，尽管他们缺乏共同语言，罗尔夫对这位客人的态度始终还是客气、友善的。
第2节 动荡岁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不久，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汉布尔格后来回忆道，这一时期，除潘汉年外化名赵容的康生也到佐尔格这里来往频繁。由于康生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的训练，既懂业务又会俄语，常常和佐尔格闭门长谈。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目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尽早铲除，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铲除王斌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身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的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细寻找，但因她未见过王斌，一时难以辨认。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汉布尔格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连连夸奖汉布尔格机敏，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李士英小组一开始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而入，开枪击毙王斌，但李士英又担心被王的妻儿看见似乎不妥，于是改为在马路上将其击毙。
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做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特科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干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也甚大，连他的妻子也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