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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骞，或是由于唐朝皇室成员一时的古怪念头，才使他们承担了他们在大唐的天空之下扮演的角色。 在七世纪期间，当胜利的唐朝军队横扫他们面前各个角落的野蛮人部族时，大批战俘在唐朝境内被迫陷入了遭受奴役的境地。突厥人在战俘中所占的数量最大，当时从蒙古草原和西域的荒漠中带来了大批的突厥战俘。东北地区和高丽诸民族中也有许多人落入了唐朝军队的手中，这些战俘被送给唐朝的天子和他的宠臣，为他们作苦工。甚至连唐朝境内的居民也有可能会交上厄运，成为战俘。贞观十九年（645），在唐朝征伐高丽的战役中，有一万四千名辽东城的居民被宣布没为奴婢，他们是因为胆敢抗拒王师，在战争中被唐朝军队俘获的。只是因为后来唐太宗格外降恩，才将他们放免，“赦为百姓”2。但是，上千名不幸的俘虏却被送回了长安都城。在凯旋仪式上，先以这些俘虏向城里的居民耀功，然后由得胜的将军献给天子和太庙中天子祖先的神灵。 在举行凯旋庆功仪式时，得胜的将军身上穿着游牧骑士的服装，他的部队全身甲胄，停在都城的东门之外。东门外排列着身穿盛装的神策军，他们是来欢迎凯旋者的。当典礼官发出信号时，凯旋仪式就开始了。走在前面的是两列骑马的军乐队，演奏着箫、笛、筚篥、笳3、鼓、铙等乐器，凯旋行列中还有一支合唱队，演唱专门为这种盛大的场合而准备的四首颂歌。他们唱的凯歌叫《贺朝欢》，歌词如下： 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 戎衣更不著，今日告成功4。 在这些颂歌中，至少有一首专门设计了舞蹈动作：最先进行演奏的凯歌和舞蹈是“破阵乐”，这首乐曲是在贞观六年（632）为纪念唐太宗的武功而创作的，有一百二十八名身穿银铠的童子参加舞蹈5。跟在乐队后面的是兴高采烈的得胜的军队。军队后面是使市民们凝神屏息，钦羡异常的活战利品和战俘的行列。他们渐次通过城区，到达皇宫，停在太庙门前。这时，乐工下马，在神殿外面列队等待皇帝完成向已经去世的诸王的神灵的奉献、谢恩的神圣仪式。然后，乐队再次开始演奏，得胜的将军及其僚属来到皇帝等待他们的大殿前。在这里，他们将重新正式接受颂歌的赞美。最后被带进来的是那些垂头丧气的俘虏，他们是作为对于造反者、冥顽不化者以及胡人的儆戒而被展示出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人们知道，如果效法这些俘虏，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6。当这些不幸的俘虏拖着脚步从御前走过之后，就开始对立功军队的主要将领论功行赏，而且立功者还可能会受到盛大的宴会招待7。
第二章 人战俘（2）（图）
张议潮出行图（局部） 佚名 晚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156窟南壁
唐朝中期，河西地区一度被吐蕃奴隶主所占据，后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了吐蕃统治，唐王朝因此敕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归义军节度使。出行图长达8米，人马百余，场面宏大，手法写实，是歌颂现实人物的历史长卷。这是出行队伍的前导部分，开路者敲大鼓、吹长角，军校侍从乘马列对随于后，旌旗飘扬，长矛高竖。随军乐舞载歌载舞，舞姿优美并富有行进的节奏和旋律。这是一幅敦煌壁画中前所未有的历史人物画卷，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当伟大的唐太宗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唐高宗为了庆祝俘获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的胜利，在凯旋盛典中采用了一种新的仪式。他首先将西突厥王室的俘虏敬献给昭陵（位于长安东北的太宗的陵墓）的太宗之灵，然后再根据惯常的礼仪，在太庙举行献俘仪式，并在太庙前大会文武百僚、夷狄君长8。这种新奇的做法也许是对古代习俗的恢复，但是当时对恢复这种习俗的认识却是很模糊的。这种古代习俗就是将被击败的国王作为祭品杀戳，以用来祭祀皇室的亡灵。高宗献俘昭陵的举动，为将来开创了先河9。但是在首开先例的昭陵献俘仪式中，阿史那贺鲁却被高宗宽宏大量地赦免一死。 将贵族俘囚献给祖先的做法出于一种虔敬的动机，而传统的政治信念又促使这种动机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我们说的政治信念，是指那种认为异族酋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唐朝的封臣的信念。在进行反对唐朝皇帝的战争中，这些异族酋领实际上就是在领导叛乱，反对他们的合法的君主，所以这种异族酋领完全应该受到死刑的惩罚。塔什干10王的罪行和他的命运就是如此。他是在天宝十载（750）被为唐朝效力的高仙芝将军俘虏的11。但是这种凄惨的结局似乎并不是被唐朝将领俘虏的大多数异族首领命中注定的选择。最明显的例子是西突厥首领都曼。显庆五年（660），大将军苏定方俘虏了都曼，并将他带回了东都。但是由于苏定方本人为都曼进行了申辩，结果都曼得了赦宥12。有时，贵族囚徒还有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殊荣。例如龟兹王的遭际就是如此。贞观三年（649），龟兹王被唐朝军队俘虏，送回了京城。在将他献给已死的诸皇帝的亡灵之后，他就得以获释，而且被授予了左武卫大将军的官衔13。 对于有些被俘的王室俘囚，唐朝政府甚至在他们死后还赠予他们谥号—即使这种谥号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我们说它模糊不清，是与那些有名的战马得到的荣耀比较而言的，而这些战马的名气则是由作为马主的皇帝本人的经历决定的。例如，王玄策（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精明强干的使臣）出使天竺时，为了对中天竺国冒犯唐朝声威的行为进行报复，召集了一支混杂着吐蕃人和泥婆罗人的军队，掠夺了壮美的摩揭陀城，并且俘虏了两千名男女战俘和大批牛马14。在这批俘虏中，就有摩揭陀的“反”王，他在贞观廿二年（688）被解送到了唐朝。两年以后，当唐太宗（王玄策就是他派出的使臣）去世时，这位反抗过唐朝的天竺人的形象被刻在了石头上，列于太宗昭陵之前15。这样一来，这位天竺国王就得到了永恒的声名—但只是作为战利品和唐朝征服的象征。
第二章 人战俘（3）（图）
三彩天王俑 唐代 明器 高52、53。5厘米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出土
天王俑亦称镇墓俑，所谓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天王俑和武士俑，是唐代陶质明器中的重要门类。天王俑一般成对随葬，多置于墓门两侧，有镇恶驱邪的作用。这种葬俗始于公元6世纪，最初是一对武士俑，到唐代，受佛教护法神形象的影响，武士俑为天王俑所替代。佛塑天王像趋于写实，而随葬天王俑则夸张可怖。这两件天王俑脚下的小鬼面目狰狞，呻吟挣扎，表现了天王俑的威慑力量。 然而就一般俘虏而言，等待他们的通常只有死亡或者是当奴隶这两条道路16。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四年（809）写的《缚戎人》诗中，描写了这些俘虏的遭遇。阿瑟·韦利的译文如下17：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 天子矜怜不肯杀，诏徙东南吴与越。 黄衣小吏录姓名……18 在战俘中，有些人被分配给了文武官吏，成了个人的奴隶，而大多数战俘则成了“国家奴隶”，被迫从事国家统治者给他们分配的任何工作19。在一定的条件下，俘囚也有可能通过特赦法令而获得自由，如内战时俘获的汉人俘虏就有获得这种机会的可能。魏武定三年（545）“齐献武王请邙山之俘，释其桎梏，配以人间寡妇”20（这件事虽然不是发生在唐代，但是距离唐代并不远）。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有资格获得这种自由，比如像蛮夷俘虏就不可能指望得到这种幸运的结果。 不管俘囚从事的劳役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种族出身可能会决定落难囚徒一生的工作种类。来自蒙古草原和中亚的俘虏，通常都从事牧马人、马夫以及贵族车仗的骑马侍从等职业。智慧和教育会使国家奴隶在重要的工业部门得到一个职务，这些职务可能是在纺织行业，也可能在陶瓷业；如果更好些的话，也可能会在皇宫中获得一个受到信任的职务21，这类职务可能是侍卫22、译师、或者是舞师。对于没为奴婢的俘囚而言，最倒霉的就是被送往南方的边疆地区去服役。这些地区不仅有暑热瘴气，而且有鳄鱼出没，更有甚者，这里的居民还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作为战利品。白居易笔下描述的突厥战俘的遭遇就是如此，大中五年（851）被解送到岭南的吐蕃和回鹘战俘的境况也同样如此23。
第二章 人战俘（4）（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