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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一封绝交信，令鲁迅惊诧莫名；欲详谈遭拒，携老母发妻搬家，兄弟阋于墙，究竟谁之过
那是1923年7月19日上午。
京城内一场大雨浇过后，地湿漉漉的。
身着青布长衫，足登一双沾满泥淖的布鞋，腋下夹着一卷书本的鲁迅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他那位于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家中。蓦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只见居于后院的二弟周作人身着同样质地的青布长衫，倚阶而立，表情却已没了往日的客套与亲近。
庭院深深，古藤环绕。门前的那棵枣树正是果实累累，微风摇曳中，一片枣香。鲁迅仰望着枣树，贪婪地吸了吸，立在那棵缀满果实的枣树下。周作人不发一言，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件交到了兄长手中。鲁迅蓦然惊疑，张愕着嘴，正欲开口，却见周作人已然扬长而去。
这会是谁写给自己的信？鲁迅忙闪进室内，拆开信一看，但见如下内容：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7月18日，作人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细细再读过一遍，令他惊诧莫名的是，此信不是别人，而是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手足兄弟———周作人写给自己的绝交信。
文笔平实简练中藏匿一种冷漠、无情。
鲁迅颓然跌坐在椅上，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弄不明白，一向手足情深的兄弟何以会走到这一步？回想往事，年幼他4岁的二弟———周作人，与自己从小玩到大，先是经历了少年时家庭由盛转衰的变故，尔后两人求学南京。待到鲁迅留学日本后，他又将周作人带到日本，担当起兄长的责任，助他完成学业，娶妻生子，并引他出道，共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令世人景仰和赞叹。
而今，兄弟间走到了“断袍绝义”的这一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入夜，细雨霏霏。鲁迅坐不住，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终被拒绝。夜幕中归来，他摊开日记本，记录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简约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大风暴呢？
只是鲁迅兄弟三缄其口，不曾吐露过半字，外人也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妄自揣度。
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便于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绍兴发妻朱安一并搬了出去。
周作人看在眼中，简略地在日记中记述了一句：“下午，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不料，大约在10个月后，兄弟俩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
在众人的劝说下，兄弟俩平息下来。鲁迅忙将书籍和一些家居器具取出来，就此告别了他一手经营的八道湾宅第。
1881年生于绍兴名门望族的鲁迅，不但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被誉为现代文学大师、巨匠、拓荒者，在生活中，他也是位极尽孝道、看重手足情谊的好兄长。就说八道湾宅第吧。那是鲁迅依靠自己在北京供职和撰稿所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卖掉绍兴祖屋，才凑齐了一笔款子，从一王姓人手中购得的。
这院子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外三进，颇为宽敞。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与下水道，购置家具，装修室内，足足忙了9个月。周作人从来是个乐得逍遥自在的人，他居然带着妻小回日本探亲去了。待到一切安顿妥当后，他方才从日本姗姗而归。
考虑到周作人的情况，鲁迅特意让二弟一家住在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孩子们可有个活动的天地；同时，鉴于弟媳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又特意将后面的几间房子改成日本的模式。前院给了三弟建人一家。鲁迅自己，则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该屋阳光较暗，阴冷潮湿。
三兄弟搬进来后，终于团聚在了一起。随后，三兄弟请来了几位亲朋与见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八道湾的房产，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一份，老母亲鲁瑞占一份，这份是为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主写明是周树人。
三兄弟还同时约定，彼此间经济合作，永不分离。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看到“永不分家”的三个儿子和她的孙辈们自是满心宽慰，笑逐颜开。面对母亲的笑颜与侄子们的天真无邪，同样充满了人伦情理的斗士鲁迅，备感宽慰。
然而，不过短短的4年时间，好端端的一个家便因“兄弟阋墙”而最终分道扬镳。谁之过？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有一点值得肯定，这一切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比之周氏兄弟，羽太信子的出身颇为低贱。她原是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留学日本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后来她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便嫁与了周作人为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迅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则只能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这就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悬案”。
对于他们的失和，如果简单用“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