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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的失和，如果简单用“家事”，甚至“政见不合”来解释，显然有点牵强。
羽太信子事后说：“鲁迅曾在他们的卧室下偷听。”
以鲁迅的文人性格，他不大可能会有如此下作之举。再则，周作人夫妇卧室的窗前种满了鲜花，外人根本无法靠近。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于是，“窥浴风波”最终导致了兄弟反目。
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事关鲁迅名节，谁也不可妄断。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身边吹了“枕头风”，以她不健全的人格，精神心理障碍，是完全可以凭空捏造的。
令鲁迅恼火的是，他想与周作人夫妇弄个明白、问个清楚，二人始终不与他沟通，令他百口莫辩。
最终，兄弟失和缘于家务之争还是“窥浴风波”，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鲁迅在跟二弟周作人决裂后，愈来愈感觉到有说不出的惆怅，他始终让痛苦的回忆默默地埋藏在自己心里，从不向世人诉说。自他搬出八道湾宅第后，大病了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幸而，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并写出了另一部扛鼎之作———《祝福》。
文学巨匠…鲁迅新婚之夜
新婚之夜，鲁迅嘤嘤啜泣；朱安一封建议纳妾的信，令鲁迅反感异常；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
鲁迅虽贵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伟大的文学大师，但他的婚姻未能免俗，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蒙上了一层淡淡而忧伤的色彩。
1899年3月，尚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鲁迅接到了家书，他被告知，家里已为他聘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名叫朱安，出生于一户商人之家。鲁迅虽有不愿，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被迫应允了。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新世纪之初的嬗变总令人始料不及，原本盼望着为两位新人置办婚礼的周、朱两家希望落空了。鲁迅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回到绍兴故里，稍作休息后，便漂洋过海去了日本。
这期间，他除了两次短暂的探亲外，一直在日本逗留到了1909年。此间，朱安一家忧心忡忡，外界传言，鲁迅早在日本娶妻生子，不会再回老家了。
朱家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朱安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目不识丁，没念过一天书，同时，裹有一双不时尚的且为鲁迅所厌恶的小脚。
对此，鲁迅从日本来信，总是反复叮嘱：朱安一定要上学识字，同时要放足。这着实吓了朱家一跳，女孩上学，闻所未闻。至于放足，朱安已是20多岁，自幼缠好的小脚即使放开，因骨折成笋形，已无任何实际意义。
绍兴有句老话“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便开始频频向周家施压，鲁迅的母亲本来就喜欢任劳任怨、对人体贴大度、有点逆来顺受的准儿媳，加之如果再拖延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她断然做出主张，一面通知朱家将婚期订在1906年7月26日，一面令人拍发电报给儿子，慌称自己病危。心急如焚的鲁迅归来了。
鲁迅提着一只皮箱，足登一双马靴，穿着一套整洁的学生装，神情忧郁中却掩饰不住风华正茂。当他踏着熟悉的石板路闯回家时，出乎意料，一种异样的热情迎面扑来，全家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母亲正为他的婚事忙里忙外。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很快，鲁迅轻松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将无奈地接受一个事实，与28岁的朱安马上成亲。看着家人忙进忙出，看着乡亲们争相与母亲说些吉利的好话，鲁迅似乎完全置身事外，有人和他谈及婚事，他苦着脸冷冷地说：“这是母亲要娶媳妇。”
结婚那天，鲁迅木然地听从大家的安排，居然戴上了他深恶痛绝的假辫子，自始至终，不发一言，脸上丝毫看不到一丝喜色。朱安乘坐的花轿抬进门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轿夫轻轻放下轿子，有两位妇女忙上前，小心翼翼搀扶下新娘，准备送至洞房。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朱安的鞋居然从轿中跌落了下来。朱家知道鲁迅有让女儿放足的意思，为权宜计，临上轿时，特地做了一双大鞋，可朱安因脚太小穿不上，只得填充进棉花，使外人看上去有一双大足。岂料，情急之下，弄巧成拙。
鲁瑞在旁边看在眼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心中顿觉不快。依照乡俗，新娘掉鞋可不是好兆头，一群妇女也悄悄议论了起来，说不定将来两人只能凑合着过，生活不会幸福。
拜完天地和祖宗，鲁迅由本家兄弟周冠五和周明山扶着进了洞房。其他人走了，朱安羞涩而局促地挪坐在床边的木椅上，两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衣角，不时掀开盖头偷望一眼对她来讲永远是一个传说的新郎。
鲁迅早已气恼地将假辫子扯落下来，掷在一边，然后坐在床沿上。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字、两根硕大的红烛，鲁迅如同置身于一个苦海汪洋里，心有不甘却无力抗争。这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他缓缓起身，沉重嗟叹过后，伏在枕上嘤嘤啜泣了起来，朱安惊骇地望着新郎，一时手足无措。次日黎明，鲁迅逃也似的冲出洞房，人们看见，他疲惫而又略显浮肿的脸上，被染上了一片淡淡的青蓝色。那是他头晚哭时，沾了枕头的蓝彩。朱安呢？她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没了鲁迅，她不会青史留名；同样没了鲁迅，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作为这出“婚姻悲剧”的另一主角，也许她比鲁迅更有痛哭的理由，只不过她强忍住泪，因为在新婚之夜痛哭是最坏的兆头。
婚后第二个晚上，鲁迅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开绍兴，再次去了日本。据说，这期间，他与朱安连话都未能叙上一句。
1909年夏，鲁迅最后一次从日本归来了。这着实令朱安高兴不已，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己总该为周家生个一男半女，省得乡邻流言飞语，说长道短。但归国的鲁迅很快又离开了家，主要是为一家的经济作考虑。二弟周作人已在日本娶妻生子，需要用度。孀居的老母和已长大成人的幼弟都需要他的照顾。为此，鲁迅归国后在杭州谋得一份教职，赚钱补贴家用。
但他与朱安的婚姻生活仍旧停留在名义上，形同死水。杭州距绍兴很近，每次回家，鲁迅只简短逗留一阵，既不与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1911年11月，满清王朝被推翻后，鲁迅在教育部谋得一份公职，次年五月便迁往北京。朱安虽觉伤感，但也能坦然面对这一切。一则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归国了，她平生头一次接触到外国人，体会到了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方天地。二弟夫妇是自由恋爱成婚的，这一点，让朱安隐隐感受到，自己从小受到的正统的封建礼教教育，已经受到了挑战。再则鲁迅去了北京，丈夫不在身边，正好掩饰了她婚姻生活的不正常状态。而当时流行做法是做官的人让夫人留在老家，侍奉公婆。两年后，鲁迅除了一纸家书和不菲的汇款外，对朱安的态度丝毫未变。1914年11月，朱安回娘家省亲时不知听从了谁的劝说，居然主动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丈夫纳妾，一来可照顾他的生活，二来也希望能有个一男半女，给周家承续香火。鲁迅接信后，反感异常，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连信也没回。
1916年冬，鲁瑞老人年满花甲。事母至孝的鲁迅约好周作人夫妇同回故里绍兴，给母亲体体面面办了寿礼。朱安作为长媳，里里外外，忙碌应酬，得心应手。婆婆鲁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儿媳，她愈加心满意足，生活上依赖她，儿媳成了她身边的一根拐杖。
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他除了一种深深的苦闷和挥之不去的愁绪外，似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朱安的现实地位。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朱安随之进京。
名义上的夫妻第一次正式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朱安也得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和一些表象情况。此时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地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已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家中访客川流不息，令朱安慰藉的是，她虽是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