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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叹了口气，颓然收回双手，重重地跌躺在了床上。蒋碧薇心中充满了矛盾与困惑。她回家的当晚，便给张道藩去信倾谈了心中的苦闷以及徐悲鸿想破镜重圆的愿望。张道藩接信后，如五雷轰顶，苦心追求到的那份爱，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除了写下一连串情意绵绵、痛诉相思之苦的情书外，提出了三点意见，其大意是这样的：
一、不要同情怜悯对方，应一口回绝，但不可让对方仇恨你。二、双方各自仳离，长相厮守，逃避到一个远离现实的地方。三、维持现状，两人继续做秘密的情人。
蒋碧薇最终选择了后者，即先做张道藩的秘密情人。
徐悲鸿病愈回到家中，过了没多久，两人就合好的问题谈了一次话，蒋碧薇对他已很是淡漠，他只得收拾行李，哀叹道：“人心已变，我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后搬到了中大宿舍。1938年7月，徐悲鸿再次避往桂林，随即在广西的报纸上登报申明：与蒋碧薇正式脱离同居关系。然后沿西江东下，经香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成功地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并会晤了老友，印度诗人泰戈尔。
1942年夏，他穿过日寇的层层封锁，辗转返国。两年后，徐悲鸿与蒋碧薇恩断义绝，决定正式离婚。双方聘请了沈钧儒与端才恺作律师，蒋碧薇要求徐悲鸿支付赡养费100万元，外加100幅徐悲鸿的画。两个子女随女方生活，家中的财产尽归女方，徐悲鸿净身出户。
在这场久拖未绝的离婚官司中，双方都觉疲惫不堪。但徐悲鸿觉得对方索价过高，心中颇有怨愤。好友宗白华劝道：“悲鸿，假如我处在你今天这样的地位，赚稿费，我也要解决离婚问题；何况，你是画家，多画几张不就行了？”
徐悲鸿遂答应了蒋碧薇开具的全部条件。他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了凑足100幅画，几至晨昏颠倒，拼着命没日没夜地作画，当时，他已身体不好，患有肾病、高血压、肺结核等多种疾病。这位天才的艺术大师在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的婚姻折腾中，精气血脉耗尽，身体彻底被拖垮，因婚恋悲剧影响到艺术创作乃至生命状态，如若不然，他的绘画艺术还会再上层楼的。
后人哀之，殊为可惜！
1945年12月1日，两人的签字离婚仪式在重庆市沙坪坝重大校区内的张圣奖教授家举行，沈钧儒主持，马寿征、吕斯百两位徐氏弟子连同他们的女儿作为证人。
徐悲鸿神情颓丧，手拎着一个硕大的帆布袋，那里面装有100万法币连同100幅画。蒋碧薇带着女儿，坦然应对。下午四点，签字仪式结束后，徐悲鸿抱抱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转身返回了中大。
蒋碧薇当夜若无其事一般，邀上几个朋友打了通宵麻将。这又为世人留下一个诟病。
艺术情痴—徐悲鸿驾鹤归西
《八十七神仙卷》不翼而飞，徐悲鸿魂魄尽失，后被人敲了竹杠才索回这件国宝；一代艺术大师溘然长逝，噩耗传至台湾，孙多慈大庭广众下失声痛哭
1946年春，徐悲鸿带着新婚夫人廖静文回到上海，处理完一些家事，便到了北京，担任国立北平艺术学院院长。解放初，国共两党争夺各方人才，蒋介石曾亲自指示，务必要把徐悲鸿弄到台湾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陈立夫、台大校长傅斯年、梁实秋等亲笔致书或派私人代表邀请，都被徐悲鸿所坚拒。他决心留在大陆，并称将把自己平生最钟爱的一些收藏品作为见面礼献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中《八十七神仙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国宝。
徐悲鸿，人们大多知其为画家，而对他的鉴赏功力和诸多国宝的收藏却知之甚少。国宝《八十七神仙卷》，有一段先得后失又失而复得的历险过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徐悲鸿为宣传抗日，走出画斋，先后在长沙、广州、香港等地举办画展。徐悲鸿到香港举办画展时，得到了许地山先生的帮助。
一天，许地山与徐悲鸿闲谈时，忽然想起一件受人托办之事：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临死前遗留了4箱中国古字画，但他的家人马丁夫人却对中国字画一窍不通。于是她请许地山代为寻找买主。许地山并非鉴赏专家，但他亦不愿中国古字画流失异域，他凭着自己的外行眼光感觉这些字画绝非平庸之作，因此他一直在寻求办法，想使这些字画经内行鉴定后回归国内。徐悲鸿来到香港是一个绝佳机会，许地山将自己的想法告之徐悲鸿，徐也颇感兴趣。
之后不久，许地山陪同徐悲鸿来到马丁夫人家中，对4箱字画进行鉴定和挑选。当时徐悲鸿是一箱一箱打开、一幅一幅鉴定的，他将有价值的拿出来放在一边，前两箱大部分字画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收藏价值的。在打开第3箱时，他一眼发现了一幅画卷，他连连对马丁夫人说：“我只要这一幅！”马丁夫人希望他能再对另外一箱尚未打开的字画进行鉴定，但徐悲鸿已无心再看了。他手中的这幅画卷已令他神魂颠倒了。这幅画卷为深褐色绢本，以白描手法绘有87位仙人，人物栩栩如生，线条衣纹飘逸疏朗，虽无款识，但他凭自己的博识和眼力，断定此画卷非一般人能作，从手法上看必出自于唐代名家之手。徐悲鸿立即提出用自己仅有的近万元现金和此次画展中的7幅作品来交换。马丁夫人有点犹豫不决，她希望全部用现金购画。许地山惟恐失之交臂，他向马丁夫人劝说道：“这7幅画是徐悲鸿画展中的作品，也是画家的难得之作。”马丁夫人终被许先生说服，最后同意了徐悲鸿提出的交换条件。
徐悲鸿欣喜万分，无比快慰，回到许地山寓所，即刻“悲鸿生命”印章一枚钤于画卷之侧。两人共同把盏痛饮，庆贺国宝如愿以偿地收归故土。
因此卷有87位人物，徐悲鸿故名之为《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把《八十七神仙卷》视同生命，惟恐丢失而须臾不离其身。1938年他去香港，要将重新装裱并加题跋的画卷交中华书局珂罗版精印，他怕不慎丢失，先将画卷存于香港银行保险柜中；但他仍不放心，思来想去，仍然取出随身保管。1940年，他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讲学，后因去新加坡办画展为抗日募捐，惟恐该画丢失，故将画存于泰戈尔之手。几年后，徐悲鸿才将此画卷从泰戈尔处取回。
然而徐悲鸿在昆明筹办画展时，这幅得来不易的珍宝却不翼而飞了。他住在昆明云南大学，当时日军飞机常来空袭，徐悲鸿为躲空袭要到防空洞，等空袭警报解除，他发现自己的住所已被人撬开，《八十七神仙卷》连同自己的30多幅作品均被窃走。徐悲鸿如同五雷轰顶，魂魄皆失。虽经报告警方，但终未有线索而无法破案。他寝食不安，大病一场，血压升高，并由此得下了高血压的顽症。他认为此画卷再不会复得，因此写下一首七绝自责忏悔： 想象方壶碧海沉，帝心凄切痛何深。 相如能住连城壁，悔此须眉负此身。
徐悲鸿迁到重庆。他的一位女学生在成都一户人家中，竟然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这位学生在徐悲鸿教课时临摹过此画卷，也知道此画卷后来丢失，因而写信告之。徐悲鸿获此信息喜极而狂，原来想立即到成都索画，但他又怕吓坏画的持有者，因为徐悲鸿是大名人，如果画的持有者万一就是窃贼，很可能会惧怕被捕而将证据毁掉。
徐悲鸿尽管焦灼，但深思熟虑后决定私了，而且不亲自出面。他委托了一位在新加坡办画展时结识的朋友，请他帮忙将此画花钱买回。这位朋友先后从徐悲鸿手中取走了20多万元现金和10多幅徐悲鸿的作品，终将画卷完整取回。画卷上原来徐悲鸿装裱时的题跋及“悲鸿生命”印记，均已被割去，但所幸画卷未有丝毫损伤。
1948年10月，徐悲鸿再次重新装裱画卷。白石老人题写卷名，张大千、谢稚柳写跋。徐悲鸿自己亦写跋记述此卷传奇经历本末，并将失画、得画所作两首七绝抄于跋后。但由于其珍贵，真正亲眼欣赏过原件的极少。
50年代后，此卷曾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但因印数极少，能看到印刷品而一睹唐人人物画风韵者，也为之甚少。徐悲鸿逝世后，此卷和他的其他藏品及住宅均捐献国家。
遗憾的是，天不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