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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住宅均捐献国家。
遗憾的是，天不假以其年，1953年9月，徐悲鸿因患多种疾病，虽经多方抢救，终因病情太重，岐黄乏术，溘然长逝。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在百忙中抽身赶往徐家吊唁，并妥善安排处理其后事。消息传至台湾，两个女人在海天茫茫的孤岛上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悲哀。当年蒋、徐婚变的另一当事人———已下嫁给一位国民党高官的孙多慈正参加一个朋友聚会，当收音机中传出徐悲鸿仙逝的新闻时，她再也隐忍不住，呆立一阵后，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接着，她便首度打破沉默，分别接受台、港两地记者采访，公开承认了与徐悲鸿之间那段惊世骇俗而又令人百般揣度的“师生恋”，她流着泪痛悔道：“悔不该当初迫于父母双亲的压力，没有勇气与徐悲鸿走在一起。”
蒋碧薇得知消息后，起初并不愿相信，直到新闻媒体证实无误后，方觉消息属实。她凝视着卧室悬挂着的两幅同名为《琴深》的油画（一为早年徐悲鸿绘制，二为张道藩去台后绘作），百感交集，决堤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汩汩淌出，当晚，她拒绝了张道藩走入她的卧室，满脸泪痕地说：“对不起，道藩，请你理解我的心情，今天是悲鸿的忌日。”
蒋碧薇是在1949年底随张道藩去台湾的。她的一双儿女因不齿于她与张道藩不明不白的关系，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分别由南京和上海与她不告而别，来到北京，聚集在了父亲徐悲鸿的身边。
不过，到了台湾，蒋碧薇依靠徐悲鸿的画，张道藩的资助，倒也过得衣食无虞。她与张道藩的关系已然公开。这时，张道藩担任了国民党“立法院长”，法籍夫人与女儿都送去了澳洲，两人厮守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堪称美好的时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58年，张道藩夫人素珊从澳洲给蒋碧薇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她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诉说了自己的无助与悲哀，蒋碧薇读后，心中大为惭愧。不久，便远去南洋、美国省亲，回到台湾，渐渐感觉到张道藩激情渐消，两人终觉疲倦，双双的情感冷却了下来。1968年，张道藩病重入院，蒋碧薇前去探视，物是人非，躺在病床上的张道藩已然认不出自己曾费尽心智追求幸福厮守的蒋碧薇。蒋碧薇生前写有一部回忆录，上部为《我与悲鸿》，下部为《我与道藩》，下部无论是篇幅还是感情色彩明显高于上部。这也难怪，成书时，她身在台湾，徐悲鸿已作古，张道藩虽与她的情感不复如初，但同在人世并居显赫要津。
饶有兴味的是，她在后记中对徐悲鸿有这样一段评述：我们在巴黎一住八年，直到1927年先后回国，结束了异域流浪的凄苦生涯。结缡十载，头一回有了自己的家，第一个孩子也在这时呱呱坠地。自1927年至1930年，我们艰辛奋斗，刻苦努力，悲鸿渐渐地声名鹊起，名重公卿。吴稚晖先生为我们筹建华屋，中央大学聘他为艺术系主任，那是我们一生中最高潮的时期，年龄虽已进入中年，事业却在蒸蒸日上，近代中国画家能有徐悲鸿当年那种境遇的，确属凤毛麟角。然而，很不幸的，他只能和我同忧患，而不能共安乐。悲鸿竟在这时陷入了爱情迷阵，凭一股冲动，爱上了他的一位女学生。1930年冬经他向我坦白承认这桩畸恋后，所给予我的震撼和悲哀是无法描述的，我不能恕宥他的不忠，更无法容忍他那荒谬的“两全之计”。
因此我们夫妻的感情逐渐趋向破裂，他甚至主动地离开家庭，去过那浪荡四海，奔走江湖的流浪生活，结果是，他的恋爱一无所得，我们的家却被毁了。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次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可能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58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