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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和老刘去向你告别时，你还昏昏地睡着。我们本来准备今天上午再去看你，可是临行前的琐事太多了，实在抽不出时间。一想到昨夜一别，也许会成为我们最后的一面，我的心就发抖。同窗共事二十余年，知我者莫如你，知你者也莫如我，想不到我们竟是这样地分别了。
现在，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室里给你写信。你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吗？就在二楼出售工艺美术品的柜台边上。这里没有人，只有玻璃柜里陈列的展品对着我。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坐飞机，也曾来过这里，还在这个卖工艺品的柜台前欣赏了半天。有一盆水仙做得那么逼真，那么娇好，细细的绿叶上还滴着露水珠。你说你最喜欢了。弯下腰一看标价，把我们俩都吓跑了。唉！现在我一个人站在这柜台前，又有一盆水仙，只不过花盆是另一种黄色的。那一盆，想必被人买走了。我望着这盆水仙花，不知为什么，只想哭。我忽然想到，一切都过去了。
记得傅家杰刚认识你的时候，有一次他到我们宿舍来，随口念了一句普希金的诗：“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当时我直撇嘴，说这话不确切，还质问他：“过去的不幸也怀念吗？”傅家杰笑笑，拒绝和我辩论。他心里一定认为我不懂诗。今天我忽然懂了！我觉得这句诗太确切了，简直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写照，简直是为我写的！我真的觉得：一切过去了的都是那么亲切，那么让人怀念啊！
耳边又听得一阵隆隆声，又是一架飞机起飞了，不知要飞到哪里去？再过一个钟头，我也要登上舷梯，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一想到足踏在故国土地上只有六十分钟了，我忍不住泪水，我哭了，把信纸打湿了。可是，文婷，我没有时间换一张纸了，就这么写下去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伤心，我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我不该走的。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舍不得！舍不得我们的医院，舍不得我们的手术室，舍不得门诊室里我那一张小小的桌子！我常在背后说孙主任凶，不允许人家有一点错。现在，我愿再听一声他的斥责。他是个多么严厉的老师，没有他的苛求，我不会有今天这一手技术！
广播又响了起来，在祝愿旅客一路平安。能平安吗？想到就要上飞机了，我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我心神不定，甚至感到害怕！是的，是害怕！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同我们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能适应吗？怎么能不害怕呢？
老刘坐在那边的沙发长椅上发呆。他一直忙于收拾东西，不及思索，好像走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昨天晚上，他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里去，忽然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天涯孤客了！”后来，他就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知道他心里也很矛盾。
亚亚对这次走是最积极的。她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兴奋之情，我几次恨不得揍她一顿。但此刻，她站在候机室的大玻璃门前，望着忙忙碌碌的停机坪，也好像不愿离去了。
“不能不走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你曾这样问过。
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为什么我们非走不可。这几个月里，我和老刘几乎天天都在为走或不走烦恼着，争论着。促使我们下这决心的原因很多。为了亚亚，为了老刘，也为了我。但是，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用造反派的语言来说，则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你们养大了，你们不应该背叛！”
同你相比，我是软弱的。我在这十年中受到的磨难比你少得多，但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忍受。对于那些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我常常爆发。这并不是我比你坚强，恰恰是我比你脆弱。我确实曾经想过，那么屈辱的活着不如死了好！只是为了亚亚，我才打消了这种念头。老刘作为“特嫌”被关起来那几年，我能熬过来，能活下来，亲眼见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傅家杰说得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可惜的是，林贼、“四人帮”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积怨难除，人言可畏。我惧怕过去的噩梦，我缺少像你那样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批判白专道路，那些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的“沙子”，点了你的名，也点了我的名。会后，我们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而你却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我问你：“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吗？”你还笑了，你说：“我一天忙得晕头转向，没时间去想它！”当时，我真佩服你！只是快分手时，你却嘱咐我：“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条街。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平静的，目光是自信的。你心里的想法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如果我能够有你一半的勇气和毅力，我也不会作出今天的抉择。
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经过这场大病，你应该接受教训，自己多照顾自己。这不是我劝你自私。你的不自私，是我历来敬佩的。我只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只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别了，我的好友！
亚芬
匆匆于机场
二十二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以陆文婷平日极为虚弱的身体，突然遭到这样一场大病的袭击，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竟能活了过来，内科大夫都感到惊异和庆幸。
这天上午，傅家杰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妻子身边忙着。他替她穿上棉衣毛裤，又穿上一件蓝布棉猴，围上一条驼色大长毛围巾。
“家里怎么样了？”她问。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即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支持身体的重量。她整个身子几乎全靠在丈夫身上，一手拽住他的衣袖，一手扶着墙，才迈出了步子。接着，一步又一步，她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赵天辉院长、孙逸民主任，还有内科和眼科的一些同志们，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一停地沿着长长的甬道，朝门外走去。
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
门外石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那是赵院长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的。
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1979年11月于北京
并非有趣的自述
一
关于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写。
多年来我奉行这样的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上封面、谢绝介绍创作经验。为这，我得罪了很多不辞辛劳的记者、得罪了很多可尊敬的编辑，也得罪了很多热心的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因此而自疚，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遗憾。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虚。我并不具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