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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个话，是毛主席讲的，少奇同志认为是批评他的。5月政治局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的形势非常紧张、复杂。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先后自杀。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出现了许多难以理解的情况。这些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1）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FJF〗NB06D〖FJJ〗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猛攻北京市委，口气很大，说：“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
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FJF〗NB06D〖FJJ〗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黄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陈伯达5月31日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以后连夜搞出来的，并且未经党中央审查直接见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康生私自把它传给在杭州的毛主席，主席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在《人民日报》上这样大张旗鼓地刊登，则是陈伯达、康生的安排。王光美：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陈伯达、康生等人更加神气起来。他们直接控制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社论、文章、口号。大中学校的学生被狂热地煽动起来，混乱情况到处出现。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举行。由于彭真、陆定一同志被撤职，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这天陶铸同志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被接到我们家，出席会议。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不是在福禄居就是在怀仁堂后厅，由少奇同志主持。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那几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在北京市委大楼前，甚至到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少奇、恩来、小平同志是6月9日乘一架飞机去杭州，12日回来的。周总理回来后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国，6月15日启程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央日常工作由少奇、小平同志主持。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带煽动性的、影响全国的文章，完全是陈伯达等人搞的，根本没有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有人另搞一套的话，那就是陈伯达、康生等人背着中央另搞一套。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一些学生背着工作组，把40多名学校领导干部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当作所谓“黑帮”、“反动学生”、“牛鬼蛇神”，拉到搭的台子上批斗，给他们戴高帽子、脸上涂墨汁，还搞了罚跪、揪头发、扭打等。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同志得到消息立即赶去，才将混乱状态制止。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当时我女儿平平在北师大一附中上学。她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少奇同志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当时对怎么去还费了一番周折：坐轿车去太显眼，骑自行车吧，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同志和我们家的孩子贺鹏飞、刘涛那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贺老总听说后给我搞了辆卡车，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学校。为什么要把自行车带去呢？我是想当天就不回家了，住在学校或学校附近，等了解情况多一点以后再回来。去之前我没有通知清华大学。到了清华大学，刘涛等把我送到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已经知道我要来，是薄一波同志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叶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我到了工作组办公室，同叶林同志见了面，听他介绍各方面情况。正说着，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取经的同志来汇报，说北大出事了，如何如何乱。我本来打算当天不回家，听到这些，我决定马上回去，回家后把情况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果然，第二天少奇同志就接到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少奇同志对此非常重视。6月20日，经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传阅，少奇同志以中央名义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批转全国。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我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2）
围绕工作组的争论王光美：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这时周总理在出访欧洲几个国家后也回来了。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
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少奇认为，马上把工作组全部撤出会引起混乱，但表示服从主席的决定。少奇、小平同志还表示，自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思想，但一定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看大字报，参加大辩论，接受锻炼和考验。
黄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7月26日中央正式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