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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和考验。
黄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7月26日中央正式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文件，并决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王光美：这次大会组织了上万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指名要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到会，却不让工作组的同志来。李雪峰同志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先讲话，少奇、恩来同志也讲了话。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他还讲到要保护少数，并且举了毛主席说过的清华大学那个学生的例子。自从毛主席对工作组问题表态以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特别活跃，利用各种机会到学生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有些话是讲得很出格、很不正常的。我把这些情况跟少奇同志讲了。少奇听后说：“他们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作法，主席迟早会批评他们的”。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周恩来总理约我谈话，是要我上他家谈的。总理要我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总理说：“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意思是不要牵连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我说：“检查可以，但现在上纲太高了。”总理听了一楞：这跟“上钢”有什么关系？他以为我是说上海钢铁厂呢！谈完话，总理留我在他家吃了饭。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作好了去清华大学检查的准备。可后来总理又通知我：不要离开中南海。这段时间，总理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问题先后找我谈过几次。有一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汇报，我也参加了。正开着会，有人给总理送来一个急件，是关于西北地区造反派要将一些老干部当叛徒揪出来的情况。总理把这份急件给我传阅了。
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黄峥：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王光美：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
级。”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当天没有拿出来，大家都不知道。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外交部的原定安排，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这时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不过五六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四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同志等四人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林彪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选举时还不是副主席，是后来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补选的，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成了惟一的副主席。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黑帮”、“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的鼓动下，红卫兵纷纷杀向社会，揪斗领导干部和知识界的名人，随意打人、抄家，毁坏文物古迹。正象林彪说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1966年秋，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小小在中南海福禄居。
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平平和源源在吃饭时，又说起晚上要跟着同学们去抄家。少奇一听，当时就说：“你们不要去。”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1）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
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