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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国农民手脚受到腐蚀。
1943年1月。在扎兰屯东南8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山谷瓦斯发射训练，发射大型“赤筒”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迫击炮毒弹50发，被害情况不明。7～9月，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碾子山多次进行“赤筒”发射实验，许多农民受到毒气伤害，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1945年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第1大队，在富拉尔基训练放毒时，曾发射赤筒30发，瓦斯气体流向距该地300米的富拉尔基通向齐齐哈尔的道路，使过路及耕地的10名中国百姓的呼吸器官受到损伤。
为了取得化学战最直接明显的效果，关东军竟残忍地以活人为对象，进行化学战实验。1936年12月上旬至1937年1月的一天，驻牡丹江的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兵头周吉为了实验毒瓦斯（腐烂性）的效力，将3名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被害者身体上，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3人均死亡。
日军施放化学武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三中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仅凭一时的冲动，向在吉林市北山西面2公里处的一位正在劳作的中国农民点放两枚中型喷嚏性瓦斯，使该农民中毒，之后，观看中毒后的中国农民惨痛之状取乐。
日军不但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而且还用来教训溥仪的“护军”。1935年夏天，日军宪兵在伪皇宫大墙外发现伪满皇帝的护军正在伪宫西花园假山进行军事训练。这支皇帝私人武装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宪兵随即在兴运桥外施放起催泪瓦斯，瓦斯越墙顺风扑向护军，护军喷嚏连连，鼻涕阵阵，痛苦万状，跑到水池边用水清洗，护军队长登上岗楼发现正在施放毒气的日军宪兵得意狂笑。
1935年9月10日，关东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从新京（长春）、吉林监狱提出被日伪收容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绑在一起，然后施放毒瓦斯全部杀害了。
1936年6月，驻扎在吉林省延吉（当时是间岛省延吉）的关东军第960部队的“第二下士官候补队”进行“瓦斯化验训练”。由于没有实验对象就直接向中国居民区施放了5颗小型“赤筒”（喷嚏性瓦斯），毒气迷漫，散进10多户居民的家里，使50多名中国男女老少居民的呼吸器官受到毒害，不少人留下了终生后遗症。
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毒瓦斯炮弹时，齐藤美夫作为警务长曾抽调宪兵组成有60名兵力的警戒队伍，并命令将被捕的30名中国人送给他们作为试验品杀害了。当时，得到一名叫白滨的大尉报告说，效果很好， 30名中仅有1名未死。
516毒瓦斯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瓦斯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瓦斯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或朝鲜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516部队进行人体毒气实验的情景，《魔鬼的乐园》一书作者森村诚一曾这样写道：“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瞪着愤怒的眼睛，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钮……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接着眼睛一翻，口吐白沫，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
为了适应实战的需要，关东军经常组织各种化学战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关东军竟拿中国百姓作为假想敌，实施化学战实战演习，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
1939年9月下旬，在吉林，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组织瓦斯军官的集合教育，在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散布了糜烂性毒瓦斯。这次“瓦斯教育后，没作善后处理，因而使路过该地的4名中国人患了瓦斯症”。《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据研究表明，在1933～1941年期间，仅《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记载的在中国东北的演习就达14次之多。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9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冬季化学战的应用研究和检验毒气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其中包含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机，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化学战实战。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坎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瓦斯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瓦斯弹中毒。《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这表明，日军在诺门坎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1945年，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攻下，日本法西斯于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是，法西斯的战争余毒仍然留在中国的黑土地上。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
一关东军特务机关沿革
自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恶魔的饱食》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大都知道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曾经有过一个食人恶魔——日本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但对于在哈尔滨市内还曾经存在过一个绝不亚于731部队的机关——关东军特务机关，恐怕知者不多。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强兵富国”的侵略扩张之路。间谍特务活动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右翼团体（如犹存社）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以及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在军部系统中，又可以分为以参谋本部为首脑机关的陆军特务系统和以军令部为核心的海军特务系统。关东军特务机关属于陆军系统的军事间谍特务机关。
像关东军特务机关这样的特务组织是极其秘密的，其正式名称只记录在军部的秘密卷宗里。军事间谍的公开身份可以是名正言顺的武官，也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顾问，还可扮成商人、学者，甚至和尚、仆人。有人称之为“穿西服的忍者”。 参见〔日〕山清行《陆军中野学校》（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4。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他们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上一个师团”。
军部系统的间谍特务，初期或以驻在国武官、顾问的名义公开地进行特务活动，或乔装打扮秘密刺探情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部对华特务活动中，曾出现过“青木机关”和“坂西机关”等著名的特务机关。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军事间谍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也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事间谍特务活动才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始终以中国和俄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权益，欲图向“北满”和内蒙发展，攫取所谓“满蒙”权益。为此，对俄军事间谍活动不断加强，曾派遣中岛正武、石坂善次郎等“俄国通”情报军官，到北满和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各国忙于欧战，日本认为“大正天佑时代”来到了，加紧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军事间谍活动更为活跃。日本军部一面派遣大批军官前往俄国考察军事和收集战时情报，一面着手制订了推进设立谍报据点的计划。拟定从1916年8月至1918年2月在西伯利亚中部和东部、1918年3月在中国西部扩大设立新的谍报据点。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每日新闻社，1980年，第17～19页。这个计划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决心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之机，迅速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其构想是，以朝鲜和南满为基地，展开扇形扩张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