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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公民不得进入客店；不等念完祷词，店主人也不得向客人供应饮食。一般讲来，旅店的老板都要受命监视客人，严格留意每句可疑的话语、每个可疑的举动。非经特许，任何书籍都不得印行；向国外写信，也在禁止之列。禁止圣像，禁止雕塑和音乐。甚至赞美诗，条例宣称“务必留意”避免沉耽曲调，而不注意领会歌词的精神和意义，因“惟有活生生的歌词才能够赞美上帝”。加尔文驾临之前，公民们曾把自己视为自由民，而今甚至不容给孩子选个教名。尽管克劳德、阿玛迪之类名字早流行了几百年，如今却因其不载于《圣经》而遭禁止。虔诚的日内瓦人，得给儿子起名叫以撒，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祷告时禁止使用拉丁文，复活节与圣诞节时禁止开宴会。只要能使得现实减少点单调的灰色，就必遭到禁止；书籍言语里的任何一点点思想自由，自然也当禁止。批判加尔文的独裁统治，更是罪中大罪，禁止不贷。市里的公告宣读员由鼓手先导，严正警告自由民们“除参加市行政会而外，概莫谈及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其可憎的节奏！于是惊惧之下，人们便要自问，除去这许多的禁止，恩准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没有多少啦。允许他们生，允许他们死，允许他们做工，允许他们服从，还允许他们去教堂——这后一项，岂止允许而已哩，一旦旷勤，就必遭严惩。哪个自由民不去听所属教区的布道，可就有祸啦——这样的布道，每个星期天两次，一个星期里三次，还有教导儿童的特定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轭，便在主日也绝不松懈，仍然是一串的责任、责任、责任，丝毫不讲宽容。一周里辛勤操劳换来每日的面包，而后便是全身心奉献上帝的这一天。整个星期工作，星期天献给教会——这样，便是在罪人心里，撒旦也得不到保不住立足之地。于是自由和生活的快乐就此完蛋。
然而如今，惊惧之下，我们还是要问，一个共和城市，几十年来惯于瑞士式的自由，怎能够容忍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般严厉的独裁？一个南方民族，生性快快乐乐，怎能够忍受如此对生活欢乐的扼杀？为何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扫除掉成千上万的欢乐？加尔文的秘密并不新鲜，他的手段跟古往今来的独裁者们并无二致——那便是恐怖。加尔文的手段，算得上宗教式的恐怖。直截了当地讲，肆无忌惮的暴力，对人道冷嘲热讽，把人道讥刺为软弱的产物——这样的暴力，会迅疾变得压倒一切。一旦暴虐地将恐怖统治强加于人们的头上，个人意志会遭到瓦解，社会生活会失去作用。它如同毁灭性的病症一样吞噬灵魂，并很快成为神秘的中心，普遍的软弱到处为独裁者提供助手——因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遭到怀疑，他自会怀疑自己的邻人，而恐慌之下，狂热分子的所作所为，会超过暴君的命令和禁则。
组织完善的恐怖统治绝不会造不出奇迹。当加尔文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更是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方面，能胜于他的暴君想必屈指可数；也没有理由能讲，他的专制统治，像他的所有性格一样，乃是他意识形态的逻辑产物。可以说，这精神至上的人，这神经过敏的人，这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充满憎恨。诚如他公然承认的，他忍受不住目睹残酷的场面，尽管他统治期间日内瓦处决与火刑如此频繁，他却从未莅临。然而在这里，正存在着这般热切的理论家最大的缺点。又是像罗伯斯庇尔一样，这种类型的人绝无勇气目睹死刑，更不必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但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充满了“理想”、理论和体系，便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如今，加尔文将严厉对待“罪犯”视为他体系的关键；从他的哲学观点看，坚持不懈地实行这样的体系，便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因此，他要无视天性的怂恿，压抑一切同情的倾向，系统训练自己的残酷。他“练习”自己的强梗不屈，一如那是种精细的手艺。
“严格训练我身，以益于对抗世界之恶行。”无可否认，这钢铁一般的人在约束自身，勉力严酷方面成就惊人。他公然承认，宁知一个清白的人受罚，也强于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那数不胜数的死刑当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竟至于延长成可憎的酷刑。加尔文便给法里尔写信开脱：“苟无上帝特殊垂意，已决犯无从受此延长之酷刑。”若“上帝的荣耀”攸关，苛酷强于宽缓——这便是加尔文的观点。除去严酷无情的惩罚，便无从使得人们的行为合于道德。
容易理解，有了这样的论点——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耀需要不断“保护”，结果便必是大开杀戒。一个尚未脱离开中世纪的世界，结局还能够如何？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私刑拷打叫人毛骨悚然，已决犯和嫌疑犯都无可幸免，以至犯人们互相折磨，更惨于刑讯室里的酷刑。到最后，行政会只好下令，“犯人宜日夜加戴手铐，以减少此类事故”。这样可憎可厌的事情，加尔文却不置一词。要建立他的“秩序”与“教规”，恐怖是这城市必得付出的代价；此前日内瓦从不知如此之多的死刑、惩罚、拉肢酷刑和放逐，一如加尔文以上帝之名统治这里时所做的那样。因此，倒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之法国革命最坏的血腥屠杀更可憎。“加尔文狂热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加残酷。如若他的影响范围远届日内瓦之外，他必会比那政治平等的可怕倡导者造成更多的流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还不是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粉碎日内瓦人的自由观念。他更倚靠的是系统而又琐屑的暴政，以及日常的恐吓手段。初看上去，我们读到加尔文有名的“教规”条款竟然如此琐碎，不免觉得有趣。然而若读者低估了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可就错啦！他老谋深算地结成禁令之网，那网眼细密之极，让鱼儿绝无可能漏网。这些禁令成心规定到琐事，于是任谁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激发起对于全知全能的当局长久的敬畏。在我们日常行走的路上，设置于我们前面的蒺藜愈多，自由无虑地寻路前行便愈困难。很快，在日内瓦已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
只消翻翻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便能看出这恐吓的手段何其巧妙。一个自由民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一个自由民盛夏困顿，在布道时睡了过去：判刑。几个工人早餐吃了糕点：三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民玩了九柱戏：判刑。另两个自由民掷骰子赌四分之一瓶酒：判刑。一个人不想让儿子的教名叫做亚伯拉罕：判刑。一个盲琴手演奏了舞曲：驱逐出城。另一个人夸奖了卡斯特利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溜冰时抓了现行，一个寡妇扑倒在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民奉献时请邻居吸了撮鼻烟：他们被召到宗教法庭训诫，再罚做苦行赎罪。如此这般，无穷无尽。几个开玩笑的伙计在主显日把一颗豆子包在了饼里：二十四小时只准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民说的是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不是加尔文“Ma？tre（大师）”，一对农民夫妇依照古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