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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然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大——3
奥巴马，一个非洲肯尼亚裔，并且很有可能并没有出生在美国本土的混血黑人，一个名字中间嵌着“侯赛因”这种刺眼的伊斯兰色彩的曾经的“异教徒”，一个从政经验几乎为零
的极左翼的小州参议员，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两百万人在凛冽寒风中惊天动地的欢呼，几乎成了庆祝“奥巴马大帝”登基的加冕大典，这种景
象，自然使许多人想起了中国文革时代的疯狂，也想起了希特勒在勃兰登堡大道上的疯狂。
还没有用任何行动来展示自己任何能力的奥巴马，凭什么赢得了这样的尊崇甚至是神化？不凭别的，就凭他在民主党大会和宣誓就职仪式上两次口若悬河般的讲话，就凭他在这两
次大会上的高声呼唤“change”和“Yes We can”？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春秋时，有人曾经埋怨说，说孔子的弟子冉雍为人很仁德，但是口才太差，孔子反问道：“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意思是说，快嘴利舌、能言善
辩，往往会让人失望和憎恶。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仁德，光听他说得好听有何用处呢？因为对夸夸其谈的反感，孔子对“君子”提出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欲呐于言而敏于行”；
并且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再来判断其真正的品格。
如果美国总统的选举是真正的客观和公正，那么，通过美国人对奥巴马的这种极其罕见的美式造神运动，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美国目前正处在建国两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危
局之中，面对眼下这场几乎要摧毁美国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金融浩劫，饶是美国这个全球公认的成熟、理性的民主世界，从上到下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惶恐、迷茫甚至是慌乱
，美国整个社会几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并且，不仅仅是美国社会，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将美国标榜为“世界标杆”的全球“崇美主义者”，他们也一同陷入了“失去方向”和“价值怀疑”的人生迷失之中，左右
为难，极其尴尬。
比如说，北大光华学院的那个张维迎，仍然跟着保尔森鹦鹉学舌，坚持说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对美国金融危机负有责任，仍然打着“奥地利学派”的大旗来推销那套失灵了的“自
由主义经济理论”，更是要坚决“埋葬凯恩斯主义”。按照张维迎的这个逻辑，那么，谁又来对美国1907年、1929年、1970年和2000年的数次金融和股市崩盘负责呢？火星人吗？
是不是美国人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要有一个替罪羊来代受其罪吗？
这里，既有张维迎作为一个美式思维的伪精英分子的可笑愚钝，又有他企图借助于中国经济奇迹来招揽和讨好世界经济学界闻人、以此来换取中国人最有可能得到的第一个“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狡黠算盘。
当一个人，当一个群体，当一个国家，失去自信、勇气和方向的时候，祈求上帝，祈求神迹，依靠人类文明的异化物来引领自己渡过危机，这早就是一种必然，只是对国家命运一
帆风顺、长期处在世界顶峰的美国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如果说，美国总统的选举只具备客观和公正的表象——实际上真实情况也往往如此，那么，正当美国面临着一场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时，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各个宗教、种族、民族
、阶级、团体真正意义上的“合舟共济”，美国总统更是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无私支持，而总统本身也必须具有雄才大略和超强的能力，而美国总统选举背后的操纵者们，为什么
要搞出奥巴马这么一个对大局根本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的弱势总统？
尽管奥巴马雄心万丈，在种族政策和个人道德上要仿效林肯，在政治战略和执行魄力上要追寻罗斯福，在经济发展和新科技创造上要学习克林顿，但是，我们却看见，奥巴马的执
政基础比上述任何一个总统都要脆弱得多，而他遇到的问题又要严重得多。
美国至今仍然是一个由“瓦斯普”（WASP；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新教徒）统治的国家；这次总统选举中，白人男子对奥巴马的支持不足30％，那么，奥巴马凭什么能够战胜希
拉里和麦凯恩？难道仅仅就是凭边缘种族和弱势团体的拥戴吗？
奥巴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总统，他的特殊不在于他的肤色，而在于他能够当选总统的这个事实本身。
美国的经济形式和政治格局正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深不可测。
大——4
一、魏玛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两个似曾相似的历史瞬间
拉开历史的帷幕，我们来看看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运动，1918年，德国通过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由于国
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并通过了《魏玛宪法》，所以，这个存在于1918…1933年之间的德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间，社会秩序动荡混乱，人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1916年十月，德国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
如果不是李卜克内和罗莎？卢森堡西漠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输掉了选举，德国很可能在一战之后就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那样的红色国家。在魏玛共和国统治期间，德国赔付了大量
的战争赔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25年又遭受到犹太金融家刻意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中产阶级被洗劫一空，城市贫民处于朝不保夕的艰难状况。1930年前后，德国遭受
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财富更是被集中到极少数寡头手中，1932年失业人数达600万人。面对这些这些困境，共和政府却软弱涣散，既无凝聚力又无执行力，在1932年几乎完
全处于瘫痪状态。这诸多因素，为1933年纳粹的上台奠定了必然的社会基础。
1933年3月，在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天主教力量和城市流氓构成的“冲锋队”的支持下，凭借“惊天地、泣鬼神”的演讲能力，希特勒带领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得了大量选
票，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并最后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生命。
大——5
美国目前的处境，又让我们不禁想起了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独裁制的“格拉古兄弟——马略和苏拉”时期。
公元前两世纪中期，急剧扩张的罗马成为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超级霸主，在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像台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贵族阶层的同时，国内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贵族手中，普通农民
大量破产，有的被关入贵族的私人监狱，有的自卖为奴隶，还有的流入罗马城市，成为街头上捏着一张选票却一无所有的流民。坚持自由权利的平民与日益腐朽的贵族共和制之间
，矛盾日趋尖锐，成为了罗马社会一百年动荡不安的根源，这个矛盾后来严重影响到了后来罗马军队对外作战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罗马的附庸国努米底亚王国的新国王朱古达挑起对罗马的战争。开战初期，罗马派往非洲远征的将领为朱古达收买，作战不力，加上罗马军队人心涣散，素
质下降，屡受挫折。一直持续到前105年，才由马略俘虏朱古达，结束了战争。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迁徙到法国南部的三个日尔曼原始部落，在阿劳西奥一战中，全歼16个罗马军团共12万人。罗马的数名在任和前任的执政官及
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丧生，整个罗马社会为之摧毁，整个亚平宁半岛恸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马略率领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全歼蛮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欧的“条顿浪潮”，罗
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难。
公元前两世纪后半叶，正处在日趋腐朽的贵族共和体制之下的罗马，一直处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的尖锐对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贵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
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很有意思的是，贵族出身、人品高贵的格拉古兄弟也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这大概是共和体制下的一个特点，因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说服罗马元老院，还是希特勒说服魏玛共和
国的国民议会，还是奥巴马说服美国参众两院，都需要有出众的演讲水平和高超的煽动能力，否则，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数人的通过也是废纸一张。
公元前１３３年年初的一天，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