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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１３３年年初的一天，罗马城中心广场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３０岁的年轻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为保卫祖坟宗庙而战斗，
但全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和祖坟，他们只是在为别人的荣华富贵而出生入死。虽然他们被称作罗马的主人，自己却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这难道公正吗？”
在这样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的质问下，听众的回答必然是雷鸣般的“不！”
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会上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获得通过而进行游说。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两千多年后，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山前宣誓就
任美国总统时的盛大典礼时，台下两百多万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我们知道，平民是罗马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开垦荒地或从罗马属国分得一份土地，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平民有替罗马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但是，公元
前四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进而确立其在地中海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农民连年随军出征，土地无人耕种，农民被卖为奴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迅速遍
布各地，小农经济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强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罗马的兵役法规定，服兵役的人必须自备服装和武器。由于平民破产，他们
无力再去当兵，因而罗马国家面临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个土改方案，规定：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
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３０犹格的小块土地分给无地平民。自然，这个方案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转移地产，一方面准备寻机杀
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届满，为防止改革事业中途夭折，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选举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罗马的中心广
场上，被贵族保守派们杀死在血泊之中；尸体扔进了台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不惧危险，继续哥哥的改革事业，但最后还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惨死在了贵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对腐朽而失去自我约束能力的罗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败，揭开了罗马从共和体制走向军事独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来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把平民出身
的马略推到了罗马第一个军事寡头的位置上，然后苏拉剪灭马略，成为第一个独裁者，最后，在凯撒满身血泊倒在皇帝宝座下的台阶上之后，前27年，他的甥孙屋大维终于举起象
征权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罗马共和制度，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本段部分文字摘于网络资料）
大——6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李世民这位伟大君主对自己的勉励和训诫，而不断重复和再现的历史，又为积累这些人类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们像斯宾格勒那样，来对历史做一
次“观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今天的美国与古罗马是何等的相似，从诞生到成长，从弱小到强大，从国家体制和精神气质，从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美国几乎就是古罗马在二十
世纪的一次全新翻板。
从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由共和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特征：
1、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局面混乱无序，国家管理体系涣散无力，民众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社会经济和精神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2、社会底层出现一部分城市流民，他们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控制着一部分选票，并且以选票来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而左右政局；
3、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众生活日趋困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4、权贵阶层具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动机、能力，只要混乱局面超过全社会承受的临界点，权贵阶层物色的强权代表必然推翻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统治，社
会秩序随之恢复。
问题是，美国具备这几个从共和走向专制的共同特征吗？
我们不妨来对比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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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流民的问题。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领30万蛮族大军攻破“永恒之城”罗马，站在他面前的百万罗马人中，除了教皇英诺森一世外，还有70万的奴隶，二十几万的游民、伤残士
兵、释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贵族阶级不计成本地使用奴隶和廉价外来商品的冲击，意大利许多农民纷纷破产，进入罗马市成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一无所有，但因为他们是自由民，
拥有一张决定政治人物命运的选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还是从高卢回来雄心勃勃的凯撒，甚至是成了奥古斯都的屋大维，都曾经把游民阶层当作拉拢和利用
的对象。游民们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游手好闲，“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靠着政府每天发放的免费口粮，成
天奔走在角斗场和跑马场之间，保持着他们的骄傲，随时准备高喊：“Nli metanger！civig romanus sum！（不要碰我！我是罗马公民！）”
而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各个城市街头也巡游着一大批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后来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佩戴卐字臂章的“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骨干，一直把希特勒送上权
力的顶峰。
实际上，美国社会也有相当大一批“城市流民”，这些流民不仅仅是聚集在贫民窟里的失业黑人和中美洲移民，而且包括美国制造业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行业工会”的许多工会成
员。这些人手中捏着一张选票，凭借“自由”和“共和”赋予自己各项权利，比如：罢工等，聚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生态。
比如，芝加哥的汽车工会，迷失了自己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宗旨，对内贪污、侵吞工会成员的各种福利费用，对外则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额工资，在自己所在的企业
面临破产之际，还要瞒天要价，动辄以罢工来威胁，活生生断送了奥巴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救助机会。我们透过共和党议员对三大汽车厂商救助行动的百般刁难，就可以想象参议
员们对“汽车工会”的刻骨憎恶，他们宁愿让“通用”破产倒闭，也要把这批不识时务的工会成员赶进失业大军中去。
又如，由于全球经济下滑，去年波音公司订单大幅度萎缩，但工会成员为了迫使管理层接受在金融危机中逆势涨薪的要求，仍然罢工57天。这必将使“波音”在与“空客”的竞争
中渐渐处于劣势，有人估计，美国飞机制造业将步汽车业的后尘，慢慢走向衰落。
可以说，工会组织充当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媒介，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又阻碍了工人与公司之间合约的自由选择权，到最后堕落成了类似于一个专门实行敲诈和要挟的黑社会
组织。如果导致公司破产，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头来还是要由工人自己来承担损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来越庞大的队伍中去。
当然，现代流民毕竟不可能像古代流民那样一无所有，但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效的破坏烈度，却是古今一脉相承，甚至今天的影响会更加巨大，处置不当，一个火星就会
燃起一片大火——否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突然来关心一下春节期间农民工的车票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总工会会突然喊出“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渗透破坏”？
美国是一个财富垄断但政治权力却相对分散的社会，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合法打破现有社会秩序的变革冲动，可是，当人们最后发现合法手段的无效之后，必然会选择另外的盲目甚
至非法的手段来表达和实现愿望。前几天，美国国会在审查几千亿救市资金的时候，再次质询了到场的几位金融家，有个议员特地念了一个女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