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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著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著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 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 卷第1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 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