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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红色牧师”的那位“随员”，不声不响，继续穿梭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张子华没有和董健吾一起离开瓦窑堡。他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前线，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作了详尽汇报。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批准了毛、张、彭致董健吾电报中所提出的五项意见。
会议还就谈判问题，作出决定：今后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来上海，当即与鲁迅长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来沪，除了与鲁迅、沈钧儒等建立联系外，还建立了一个与延安通报的秘密电台。
与冯雪峰同行，一起离开陕北的，是张子华。张子华来到南京，秘密会晤了曾养甫。张子华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五项意见，希望南京方面就联共抗日也提出条件。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作出反应。曾养甫打电话约谌小岑来家里，谌小岑一进去，便见陈立夫在座，陈立夫当场口授了四条意见，由谌小岑抄录后，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另外，覃振还交给张子华一封信，托他转给林伯渠。覃振和林伯渠有着旧谊，他们同是湖南人，都于一九○五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覃振在长沙密谋起义，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光复长沙后出狱。他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林伯渠则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覃振致函老友林伯渠，重叙情，亦是为了国共再度携手。
张子华深知肩负的使命何等重要，星夜兼程，从南京奔赴陕北。这一回，他已是熟门熟路了。他赶到了陕北延川县大相寺，中共正在那里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都在那里。张子华向毛泽东等当面作了汇报。这时，正值周恩来赴肤施天主教堂跟张学良会谈不久，毛泽东曾明确提出由周恩来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于是，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大相寺，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亦即“黄君”）带往南京。
周恩来的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全文如下：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贲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这封信表明，在“别了十五六年”之后，周恩来又与谌小岑恢复了直接联系。信中又向“养甫先生”，表示欢迎“惠临苏土”。周恩来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他与张学良的“同师”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写道：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在信中，希望老校长张伯苓也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林伯渠也给老朋友覃振写了复函。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林伯渠亲笔信，返回南京。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书信往返。张子华在南京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林伯渠的亲笔信之后，突然失踪了！张子华到哪里去了呢？他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如此重要的密使，怎么会身陷囹圄？虽然关于张子华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近来渐渐显露出其中真实的原因：蒋介石通过曾养甫—张子华这一途径，与毛泽东、周恩来暗中来往，在国民党内是极端机密的，就连陈布雷这样的贴身秘书也不知道。张子华当时要求谌小岑在南京为他弄一住房，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公开宣传抗日。蒋介石闻讯，连忙下令把他抓进狱中，以免像“红色牧师”那样走漏风声！一周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曾养甫让张子华去上海，为的是避开南京众多的耳目。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秘密会谈
张子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南京密电，要他去一趟南京。
在南京，曾养甫交给张子华一封致周恩来的信，托他送往陕北。
曾养甫在信中写道：“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摒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希望国共的“切实商谈”，提高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层级别。于是，张子华携曾养甫的信，第三次前往陕北。就在这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对于抗日作了比较明确的表态：“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讲话的调子，比往日提高了一些，虽说他还只是讲“有人”，尚未鲜明地亮出抗日之旗。
中共对蒋介石的演说，作出了公开反应。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公开见报。信中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信中，中共明确谈及开展国共谈判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决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