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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刚刚发表，八月二十七日，张子华风尘仆仆，抵达“红都”保安。张子华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他所带来的曾养甫的信，恰恰是代表国民党就国共谈判表了态。毛泽东、周恩来细细读了曾养甫的信。
中共方面，仍由周恩来出面联络。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写就致曾养甫函，告知“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周恩来写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周恩来书信选集》，九十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就是说，周恩来愿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连谈判的地点，都具体提出来了。翌日，周恩来又写一信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信中提及了“黄君”（即张子华）与“养甫先生”的往来，也提及“两先生”的“联俄之举”——陈立夫化装为“随员”和张冲一起远赴欧洲寻求共产国际联络。
周恩来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十七至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周恩来的信中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希望二陈为国共联合抗日多多出力。周恩来还写道：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同日，周恩来还修书一封，致胡宗南。周恩来的信，称之“宗南同学”，却又写道：黄埔分手后，不想竟成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周恩来希望胡宗南“立停内战，共谋抗敌”。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信，南下广州，因为他得知陈立夫正在广州。九月二十日，张子华赶到广州时，适值陈立夫到广东别的地方去了。张子华见到了谌小岑，把周恩来的信交给谌小岑。九月二十三日，陈立夫回到广州，看了周恩来的信，指示由曾养甫出面，与张子华会谈。九月二十七日，曾养甫与张子华晤面。曾养甫说，国民党方面如派代表到陕北保安，“恐惹人注意”。他建议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会谈。他取出国民党政府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交给张子华，以便周恩来能进入香港。这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确实打算与共产党谈判。
曾养甫还转告了国民党方面三项新的承诺：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毛泽东于翌日收到张子华用密电发来的消息。十月八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人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即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这就是说，即使在中共方面，派密使与国民党接触，也属极端机密的行动，仅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诚如国民党内，也只限于高层极小范围内知悉。毛泽东的电报写及了张子华的情况：“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即张子华）九月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毛泽东以为：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形势：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张子华于十月十四日赶到西安，在那里向中共派驻西安的叶剑英作了汇报。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共同署名发出致“九同志”的电报，作了通报：“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引者注：指张子华）十四日回西安，携来国民党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还写及一重要变化：“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这就是说，周恩来要飞往西安，跟蒋介石直接谈判！只是事态的变化，使毛泽东预计中的“蒋周会谈”未能实现……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行文至此，该写一写国共联络的另一秘密渠道。那是在曾养甫把“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交给谌小岑时，谌小岑除了通过左恭找到张子华之外，又打通了另一渠道。谌小岑记起了同乡翦伯赞。那时，翦伯赞在南京担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翦伯赞是湖南桃源人，却是维吾尔族。一九二四年，二十六岁的他在美国学习经济——虽说如今人们一提到他总是称之为历史学家，其实那是后来的事。一九二六年回国，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八年却又因“左”倾（亦即倾向中共）而失去国民党党籍。这时，他在北京结识历史学家吕振羽、谭丕谟，从此开始研究历史。翌年，他参与覃振的反蒋活动，从此与覃振结下深谊，以至担任覃振秘书。
谌小岑跟翦伯赞在一九三二年曾一起编过刊物《丰台》，知道翦伯赞与左翼人士有些联系（翦伯赞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翦伯赞起初建议，从南京狱中释放一两名中共干部，作为密使派往陕北，曾养甫以为不妥。接着，翦伯赞提及了吕振羽。
吕振羽那时是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北平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翦伯赞知道，吕振羽此人亦“左”倾，他的学生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于是建议谌小岑与吕振羽联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谌小岑给吕振羽写了一封颇为有趣的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成，希即命驾南来……”信中的“东邻”，当指日本。“姜府”、“龚府”又是指什么呢？“姜”，蒋的谐音也；“龚”，共产党也。“姜府和龚府联姻”，乃是国共合作的暗语。果真，吕振羽和“龚府”有联系。他把谌小岑的信，交给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周怀求。周怀求这名字，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然而，一提他后来改的名字——周小舟，人们就很熟悉。周小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解放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名震中国——诚如翦伯赞解放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分子，亦名噪华夏。虽说他那时用周怀求之名，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称之周小舟。那时，周小舟正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看了谌小岑的信，马上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由高文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迅即致电毛泽东。电报说，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联络。
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国共之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联络渠道。为了探明谌小岑的意图，吕振羽先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由北平去南京“姜府”。这时，吕振羽虽然尚不是中共党员，但很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信任。吕振羽在南京会晤了谌小岑，把详况写信告诉了周小舟。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