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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的口述是很难想象的。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
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它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资料，人们只能墨守成规地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塔奇曼语）。口述史研究则向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旧有的模式提出了挑战。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因为口述史学家往往是以“拓荒者”的身份出现的。总之，这种治史方法显然具有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优点和长处。成功的采访往往不是结论性的评述，而是倾听当事人的讲述故事。这是历史著作和影视解说词很难达到的境界。
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从狭义上讲，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墨守成规的旧有模式，从而向几千年的传统的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文字史料不能说没有，但确属凤毛麟角。西方口述史学家认为，各类群体的所有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用作历史的原始资料，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层面。下层民众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部分，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毋庸置疑，口述史学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1）（图）
策划选题和前期调查就意味着主动接近和研究历史，这是口述史学的一大特色。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资料，这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口述史学家在制订调研计划和访谈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换言之，他们可以有目的地查寻和“发现”历史。其实，这种独具特色的调研方式与其说是“发现”历史，不如说是“发掘”历史。其原因在于，许许多多的史料就掌握在民众的手中，只不过未充分发掘罢了。由此看来，口述史学的“拓荒”功能是其视角开阔的主要原因之一。 口述史学家在新世纪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口述历史的自传模式问题。众所周知，个人回忆的生动翔实是口述凭证的一大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主要局限性。历史学家。塔奇曼尖锐地指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却保存了“一大堆废物”。口述史家唐德刚就多次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而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十五是他的口述。完全依靠口述者的个人记忆想复原历史的整体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的意义却在于历史证据和历史细节的提供。 在19世纪中叶史学走向专业化之前，口头史料一直是西方历史著述的主要依据。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把史学家的责任归结为“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时是这样阐述他的写史原则的：“我描写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尽管17世纪以后，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史学家开始转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档案库和业已大量发行的历史著作，但是那种认为口述证据更能客观地展现历史发展过程的传统观点仍然得到大多数史学家的赞同。伏尔泰在《查理十二历史》一书中明确表示：在没有得到那些讲实话的目击者证实的情况下，他不敢提出任何历史事实。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一些历史学家通过对历史认识过程的反思逐渐认识到：文献史料中的主体意识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文献档案都不可避免地会留下其最初记录者和编定者的个人印记。即使是官方文件也未必能反映真正的历史事实。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们害怕后世学者们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
《影像史记》 言说的魅力细节天堂：讲述与历史发现（2）（图）
既然口述史学不能满足史学家再现往事的愿望，那么为什么口述史学在70年代以后在西方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口述史学方法的真正优势又在哪里呢？托什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由此托什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证明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因为人们的历史意识决定着“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和过程”。尽管这一主体性范畴有碍于史学家客观地再现往事，但它有助于史学家“揭示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静止的，而实际却是文化的、运动着的现象”（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历史研究只有弄清楚这一深层结构，才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的口述研究实践证明：口述史学方法确实能够在揭示深层结构方面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此，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T。HarryWilliams）体会得最早。早在60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书后就深有感触地说：“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 既然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把重建大众历史意识当作口述研究的目的，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考察人们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的呢？英国口述史学家查尔斯•；乔伊娜认为：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易于回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即使被访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从他或她的情感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他们自己最深层的价值体系的依据（杜那威等编：《口述史：跨学科论文集》）。另一位英国口述史学家斯蒂芬（StephenYao）也认为：口述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情感，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因而不易于被人们遗忘掉，即便有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它。斯蒂芬甚至把口述回忆直接看作是各种不同演员抒发情感的舞台。 为了刺激口述者尽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甚至连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识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经历中最深层的价值体系，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摒弃了以往那种排斥一切主体意识、避免留下史学家个人印记的原则，而是主张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一起交谈，因为只有通过交谈，才能使史学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学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独到之处。至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当代口述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