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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举在春秋时是十分隆重的，都安排在国都附近举行，而且，治兵之处必须
是一马平川，才便于战车动转驰骋。晋国当时只有浍河以南有平川，相当于
今山西省稷山、万荣、闻喜县一带。这就是晋侯系兵、治兵之处。此处有否
绵上山呢？乾隆《万泉县志》记载，万泉县（即今万荣县）西南正有一座绵
上山，又称绵山，今习称孤山。因此，此山即当年介子推隐居之地。这样，
这个问题就有四种答案了。
（杨剑宇）
陶弘景、卢藏用算不算真隐士？
所谓隐士，即指潜居避世之人。陶弘景、卢藏用分别为南朝、唐代著名
的隐士，史书多有记载。但因引用标准不同，后人对其是否为真隐士，却有
一番争议。
有人以为，陶弘景当然算得上是真隐士。史载，陶于齐高帝（即萧道成）
任宋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因家贫求宰县不遂，在武帝（萧赜）永明十
年辞官而去，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他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说，
耽于炼丹服药、辟谷导引这一套，晚年又归心释教，受戒奉佛。《南史》本
传说他“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
见者以为仙人”。可见，陶弘景是一个仙气十足的隐士。
然而，有人以为陶弘景算不得真正的隐士。在这些学者看来，真隐士是
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这可远溯至巢父、许由等人。《庄子·逍
遥游》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天下既己治矣，而我犹代子，
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晋皇甫谥《高士传》也说许
由因尧让天下而逃去，尧又招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适遇
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即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污吾犊
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可见，以尧之让贤授官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突
出了以“鄙弃天下”为高，希望“独全其天”的意思，认为只有这样绝对排
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隐士。这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受“巢许”
一派影响，洁身自爱的著名真隐士还有东汉的严子光、东晋的范宣、唐代的
陆羽等人。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陶弘景便算不得真正的隐士。陶虽然隐居
句曲山很久，但他和梁武帝萧衍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萧衍要篡齐时，他曾援
引图谶来劝进。萧衍称帝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询意见，
常常一月数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陶栖隐山林而参与朝廷机要，就带
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大改变了其高人逸士的身份。可以说，“山中宰相”
的形象化之称，正好说明陶实际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员，也揭示了不少古代士
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是十足的假隐
士，如陶弘景之流。
至于说到唐代的卢藏用，有人指出：其人更是典型的假隐士了。据新、
旧《唐书·卢藏用传》、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等记述：卢藏用中了进
士后，不得调进，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
人视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
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并以谄事权
贵、奢靡淫纵而获讥于时。后来，卢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
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道士司马承祯
夸耀说：“此中大有嘉处”。可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答道：“以仆视之，
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推究根源，卢藏用以退为进、
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
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卢藏用假隐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为明显的。
尽管如此，有的学者仍引用古人的有关论述，认为陶弘景、卢藏用还可
算隐士一类，他们的行为和前人的观点并不矛盾。《论语·季氏》说：“隐
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
云：“隐居求志者，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
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
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
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己，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
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
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而是“养志”待时，遇到
能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
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不隐，或隐
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
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
隐”的反映。隐在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
的傅说、吕尚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三人“出世”与
“人世”未尝对立，并且受到了后世的极大尊重。既然这三人进入仕途而被
称为隐士，那么，陶弘景、卢藏用自然仍可称其为隐士，尽管彼此在人格上
有区别。
纵观古代所谓隐士，像巢父、许由等隐士毕竟不多，而不少隐士总和“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两者常
起伏不定，随时消长。因此，判别隐士的真与假，都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历
史环境和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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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隐居写《文心雕龙》的定林寺在哪里？
在山东莒县西20 里的浮来山，松柏耸天，郁郁葱葱，在通往山上弯弯曲
曲小道转侧处，你可看到坐立有“刘勰故居”的一块碑石，原来由此继续前
进，在登上有几十级石阶后，前面的那幢幢别致的房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定林寺。
定林寺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南北朝的刘勰隐居和写《文心雕龙》的地方。
有人说“定林寺的骄傲和光荣，莫过于它是文学巨星刘勰的故居，是我
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写作地方”，“许多文人墨客来到这
里，写出‘萧梁事业雕龙迹，空响霜钟报定林’。隋、唐、宋、元、明、清
各代对它都有过新建和修葺，这是它至今还保持完好的原因。”（田辰山《访
刘勰故居定林寺》，《文史知识》1982 年第3 期）。鉴于莒县定林寺的特殊
身份，80 年代初期，莒县人民政府还对其进行整修，并在当年刘勰从事佛经
校订撰译的“毗庐阁”（现名“藏经楼”）开辟刘勰纪念堂，陈列刘勰图像
和生平史迹，包括他的《文心雕龙》各种刻本。
刘勰出身贫穷，24 岁起就寄居定林寺。他一生爱好读书，在定林寺闭门
就读长达10 年。寺院不少僧侣碑志，还多出自他的手笔。至今在寺中留有巨
碑“象山树”三个篆字。并刻有“隐士慧地题”字样。据称，慧地者，即是
刘勰出家为僧的法号。《文心雕龙》就是他在此处历时3 年的结晶。今寺中
那株高耸冲云的银杏树，据传当年刘勰经常在树荫下写作《文心雕龙》和翻
译佛经之处。
此后，刘勰就因《文心雕龙》，受到南梁大学者沈约青睐。他就此离开
定林寺，到建康（南京）做官，由奉朝请历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史令等。并
与《文选》主编萧统（昭明太子）结识。晚年，他奉佞佛的梁武帝萧衍之命，
又重返定林寺和僧人撰经，不久就出家当了和尚。“有敕文与慧震沙门于定
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
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梁书·刘勰传》）。
刘勰的一生和定林寺关系密切，晚年他还圆寂于定林寺。江山也要文人
捧，由于这个原因，山东莒县定林寺也以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写作地而出
了名。1962 年，郭沫若还应邀就纪念刘勰和《文心雕龙》，为莒县定林寺写
了“校经楼”匾额和“文心亭”三字。按，文心亭者，传称为刘勰藏《文心
雕龙》处，“梁时刘勰作《文心雕龙》，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