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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成功。现在我们不管她了，让她听天由命。”
①我想所有的患者都被这些感觉困扰着。他们发现病痛或其他情况奇异地改变了自己，他们“自我”的感觉，因为他们承受着最强大的本体摧残，最猛烈和“无法解释”的对自我城堡的攻击——作者注。
②这些啃和咬的冲动，还有咬牙磨牙以及多种异常或异常持久的嘴部动作都是左旋多巴最常见的“副作用”。这些动作可能无法控制，力度很强，对牙龈，舌头等都容易造成巨大的损害。（见萨克斯等；1970）除了造成身体局部的损害以外，这些强迫行为——诸如强迫性抓挠，伤害，搔痒和“呵痒”——会引起强烈的矛盾情感，病人会同时感到愉悦和痛苦，因此会成为引发更为复杂的享乐，性虐待和施虐受虐的变态心理的诱因：这样的恶性循环与一些妥瑞症（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症状，和患莱希—尼亨症候群孩子的自残症状很近似——作者注。D小姐还一再提及左旋多巴“情况”的另一个方面（特别是在她的日记中，她一篇篇地给我看她记下的这段时期奇怪的感觉）。在病症发作过程中她不时地受到某些强烈的、无法忍受的感觉的侵扰，在服用左旋多巴的最后几天和停药初期达到顶点。这些感觉就是她因为感到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她身上而产生的震惊，气愤和恐惧，还有因为她——D小姐对此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愤怒。①但还有一些更强烈更危险的感觉：在左旋多巴的影响下，一些“东西”紧紧缠着她——特别是她啃和咬的冲动②，某些狂乱的欲望和激情，和某些令她着迷的想法和形象——她不能
把它们当成“纯肉体”的或完全与“真正的她”“格格不入”的东西而一笑置之，与此相反，她感到它们是深藏在自己体内的那些古老的部分以一些梦的方式被释放了出来，她无意识中的，或在无意识之下无法想像的生理深度中存在的可怕事物被暴露或供认出来，揭示出这些来自史前或人类出现以前的地方的东西，她对他们完全陌生，却有奇怪的熟悉感。①
①我们在弗朗西丝；D小姐身上已经看到的和将要看到的情况有时甚至会比许多后脑炎患者服用左旋多巴后最糟糕的反应还要严重和奇怪。我们看到的像是一些奇怪而可怕的有机生长，不仅仅是无意识行为和刺激不断出现和爆发，还伴随着抽搐和怪癖，怪异的举止和观念，逐渐复杂、无常、强迫性的行为；更严重的是——全部的行为举止都呈现出原始，甚至是前人类的特征。多年以前这种病症大规模流行的时候，杰利夫曾说许多病人的特征是“野兽的声音”；现在，在1969年的夏天，来医院参观的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野兽的声音，丛林的声音，还有几乎无法想像的兽性的声音：“我的上帝啊！”他们惊叫着，脸上显出难以置信的震惊神色。“那是什么？你们养着野兽吗，你们在做活体解剖吗？你们那里有个动物园吗？”普登·马丁博士那时来参观，说他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一幕。自从大传染过后，我再没看到过这样的情景”。而对我来讲，我在此以前我从未看到过任何类似情景，自此以后我意识到只是在这类患者、有时还在患极严重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病人身上才可能出现和爆发这种行为。
这种看起来异常的行为，与单纯的模仿截然不同，绝不是精神病和兽性退化。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真正的原始本能和行为——作者注。她无法与这些突然暴露出来的她自身的部分保持距离；它们尖声呼唤她，引诱她，使她发抖，害怕，它们使她感到内疚，充满负罪感，它们以噩梦般令人着迷的支配力量控制了她。与所有这些感觉和反应联系在一起的是她对我的感觉——一个靠不住的人，给了她一种效果如此神奇如此可怕的药；一个刁滑的两面派医生，给她开了一种药，一方面让她的生命得以延长并重新恢复活力，另一方面使她恐惧并摧毁了她的生命。我开始时像个救世主，用我的圣药给她带来健康和生命的希望；然后我变成了一个魔鬼，剥夺健康和生命，并强迫她承受着生不如死的苦痛。我一方面扮演着好医生的角色——她必须爱我；一方面又扮演着“坏”医生的角色——她必然痛恨我害怕我。但她不敢把她的痛恨和恐惧表达出来，而是把它们锁在心里，它们在她心中盘旋上升，最终凝结成厚重的内疚感和沮丧感。由于左旋多巴惊人的效果，这种药物也赋予我——它的给予者，一位对这些惊人效果负有“责任”的医生——控制她的生命和健康的力量。被赋予了这些神圣而邪恶的力量后，在D
小姐的眼中，我有着绝对的，而且绝对矛盾的最高权力——父母、权威、上帝般的最高权力。因此D小姐觉得她自己被困在转移精神官能症的痛苦的迷宫中，似乎没有出口，也不可能有出口。
在她达到痛苦极点时，我的消失（8月3日）既使她得到很大的解脱，又使她产生不可弥补的失落感。起初，是我把她放入了迷宫；然而我却不是引导她走出迷宫的那根线！我9月回来再一次看到她时，D小姐的情况就是这样。再一次见到她的那一刻我能够部分地感受到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不过，只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我和她的直觉变得理智化以后我才能把我以上记录下的情况清楚而有意识地表达出来。①
①不仅是D小姐情况如此，还有大约20～30位经我治疗的帕金森氏病患者——那年夏天一直被“夹击着”——也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作者注。1972年夏
这些事已经过去3年了。D小姐仍然健在，而且活着——过着某种生活。1969年那戏剧化的夏天已成为过去；那时的巨变在她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回忆起来似乎像做梦一般虚幻和怀旧，或者是一件非常少见的往事——它再也没发生过也不可能再次发生，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不管她有多么矛盾，D小姐还是高兴地欢迎我回来，并彬彬有礼地要求我再次考虑对她使用左旋多巴。这样的坚持和不妥协不是她一贯的风格；我觉得那近乎地狱般、不服用左旋多巴的一个月也是D小姐深思熟虑、经历着非常复杂的内在变化和调整的一个月。后来我发现这也是一种炼狱。在此期间，
D小姐根据她新近了解的自身情况（和自己有可能对左旋多巴产生的反应），用她全部的精神和性格力量同自己内心分裂的种种冲动斗争着，以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和稳定状态。可以说，她被自己所经历过的种种困境锻造、打磨好了，而没有（像我的很多病人一样）被毁灭。D小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在患病的半个世纪中，她一直活着，同自己也为自己而斗争，并能够（克服众多不利条件）在医院以外保持一种自己的生活，直到六十六岁。我已经见到了她的疾病和潜在的发病可能；但只是到了1969年夏天之后的三年里我才意识到她身体中的健康和理智的神秘源泉。
苏醒弗朗西丝，D（四）
接下来D小姐的故事就好讲多了。1969年9月我重新开始用左旋多巴对她进行治疗，自此以后差不多一直坚持着。在D小姐（还有别的一些病人）身上我们观察到：同时使用三环癸胺（“金刚胺”）可以改善病人对左旋多巴产生的某些反应，但是这些良好的效果可能会在数周后发生逆转。所以我们一直是断断续续地用左旋多巴加三环癸胺对D小姐进行治疗。就像业内的文章所建议的那样，尽量通过使用吩嗪、丁酰苯和其他重镇静剂来减少病人不正常的兴奋和动作，但我们在D小姐（和我们其他所有病人）身上发现这些药物只能减轻或加重左旋多巴总体的疗效，即它们并不能像许多热心的医生那样去分辨左旋多巴的“好疗效”和“副作用”。我们发现实际上轻微镇静剂和抗组织胺等对D小姐毫无效果，而巴比妥类药物——特别是注射安米妥钠——却是对一种治疗各种危象的非常有价值的主要药物。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D小姐对左旋多巴（更准确的说是对左旋多巴—三环癸胺结合使用）的反应要比1969年夏天的反应轻得多：她再也不如1969年夏天那样感觉特别好，也再也没有感觉特别不舒服。她一直患有帕金森氏综合征，但是比服用左旋多巴以前要好得多。不过，当左旋多巴—三环癸胺混合药物的效果不那么理想时，她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和其他症状）就会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