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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年左右，H小姐对左侧身体的疼痛极度敏感，继续遭受这种疼痛的折磨。
到1945年左右，H小姐经常会表现出暴风雨般的沮丧和强烈的愤怒之情，但是这些慢慢地被一种固定而有些麻木不仁的消沉情绪所取代。H小姐对这种转变作如下解释：“在得了昏睡病之后，我的脾气就变得暴躁起来，非常难以控制，但是我的病把它驯服了。”患上昏睡性脑炎之后，她也变得容易急躁和冲动。灰心丧气时，她会突然疯狂地尖叫，但是这些年来这也慢慢减退了。H小姐提及这些尖叫时面带窘色：“就好像什么东西积聚已久，突然从我体内爆发出来。有时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在尖叫；我常常感觉是离我很远的什么东西，而且不受我的控制，是它在尖叫。在这之后，我会觉得非常可怕，会憎恨自己。”
除了这些偶然的愤怒和尖叫之外，H小姐暗地里把大部分的憎恨和责备都指向她自己——或者上帝。“刚开始，”她说，“我恨每一个人，我特别想报复。我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或多或少对我的病有些责任。然后我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意识到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问她有没有觉得是因为做过什么才得了昏睡性脑炎，为什么她觉得她受到了这样的惩罚。她答道：“不，我感觉我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错事。我不是一个坏人。但却只有我感染了这种病，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真是高深莫测。”
在H小姐遭受眼动危象的时候，内心的责备和消沉情绪变得更加严重，几乎不能忍受。这些危象始于1928年，每个星期三都会发作，时间特别有规律；正因为此，如果我的学生想目睹这样的危象，我可以安排他们周三过来。然而，这些危象的时间有时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我告诉H小姐我的学生周三不能过来，但周四会来。“没问题，”她说，“我可以把危象推迟到周四。”她做到了。在危象持续的8～10个小时之内，H小姐“不得不仰头看着天花板”，尽管没有相应的角弓反张。她不能转动轮椅，只能非常低声地说话。在整个危象期间，她会“闷闷不乐……悲伤……厌恶生活”。她会不由自主地，反反复复地琢磨她悲惨的境况，在医院呆了37年，没有朋友，没有家庭，长相丑陋，身体残疾等等。她会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为什么是我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惩罚？生活为什么要欺骗我？这么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不杀了自己？”在危象期间，这些想法会在她的内心深处不断地重复，根本不能从她的脑海中消失。它们反反复复、独断专横、势不可挡，把其他的想法都从她的大脑中排除了。危象结束之后，H
小姐会感觉到“比较愉快”，因为她又是自己了，而且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糟糕。尽管有时还伴有这些危象；但除此之外，H小姐——一个非凡的计算者——还遭受计算危象。这种危象尤其会在夜里发作，她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会一直不停地数到某个数（比如95
000），或者是7的15次方，然后才会停止思考，开始睡觉。和杰利夫医生的一个病人相似；有时尤其是在她的眼动危象发作期间，她也会被迫数数，不达到她的目标，危象就不会/不能停止；如果她的计数被中途打断，在这种时候，她会回到1，从头开始再数一遍；一旦实现她的预定目标，危象就会立刻停止。①
①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米里亚姆；H不仅具有数字（各种各样的“计算”）方面的非凡资质，而且有一种奇怪而断断续续的冲动。这种时候，米里亚姆可能不得不数步子，或者数书页上的单词数，或者书本内容简介中字母“e”出现的频率。有时，看着窗外，她不得不（在内心）“记录”每一辆汽车的车牌号，然后把这个数字进行各种各样的运算——计算它的平方，找出它的立方根，把它和许多“相似的”数字做比较。（她能做这些计算，主要凭借她那出色的记忆力——她能记住每一个汽车号牌，每一页的单词数，图书馆每一个书本内容简介中字母“e”出现的频率。）
有时，她不得不倒着说、写或者拼出整个句子；有时又以立方英寸来估算病友的数量；有时又把病友的脸“分化”成几何数字的总和。这时她主要靠一种异常清晰的意象和与鲁利亚——“研究记忆术者”——相似的记忆；用这种方式将人们“数字化”时，她把她们看成“题”而不是人。她认为这些冲动很荒谬，但是又不可抗拒，并且赋予她所描述的这些行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意义”。而这种感觉恰恰就是导致她所有“荒谬行为”的根本原因或者使其合理化的因素。
对于她来说，使不同的场面和情景“对称”（她的用语）至关重要：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重新安排放置在桌布上的物体（尽管有时候，在别人看来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称，但对于她，却是一个“神秘的”或者高深莫测的对称，只有她自己知道）；或者更经常是在“精神世界”里——这来得更快，几乎是瞬间发生，但通过她那异常清晰的意象而变得犹如事实；栩栩如生。
“计算癖”——一种计数和运算的冲动——在这种流行病的早期报告得非常频繁，而且被认为是图雷特氏症的主要症状。后来——至少我在米里亚姆、其他后脑炎病人以及我护理的许多图雷特氏症患者身上找到了这种症状——你会发现这种计算癖如当时的情况一样，只是一种更加原始的冲动的表面现象。而这种原始的冲动与秩序和紊乱有一定的关系：整理、打乱、再整理的需要；秩序、紊乱、新秩序的思考。计算癖跟算术顺序有关；其他的运算可能跟逻辑顺序有关；“对称”跟空间顺序有关，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看上去非常古怪而特殊的冲动必须被看成一种普遍的精神需求，尽管有一些异常的夸张或者扭曲（这种怪异，这种扭曲，都是图雷特氏症的特点，也是孤独症的特点。）。
我发现，脑电图与米里亚姆的算术和智力“发作”之间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联系。一天，给她做脑电图的时候，我让她开始从100连续减7——经常用这种任务来看对病人的脑电波有什么影响。
我告诉她之后，她马上露出了一种强烈而近于狂暴的专注神情；同时，我听见脑电图记录笔发出的狂乱的喀哒声。这大概持续了20秒钟，然后H小姐抬起了头，面带笑容，说道：“我做完了。”
“完了？”我问道。“你算到哪儿了？”
“到最后了，”她答道，“…600！”
她说当她算到2的时候，她觉得很“荒谬”——这个数字“没有意义”，通过14次运算才出来的结果；她必须通过一个“对称的”运算次数然后达到一个“对称的”目标。因此她继续减7，直到出来一个“约整数”，即…600，经过100次运算。我问她这种减法是什么样，她说答案是她“看到的”，它们被“抛起……像白天一样晴朗……在某种精神黑板上。”我就去看脑电图，她计算时我就听见喀哒声，我看见（可视的）区域有测试信号；我数了数，正好100个。因此，每一个智力运算好像和脑电图中的一个测试信号相关——你断断续续看见的那种测试信号。于是（看起来），她的算术冲动也可能是算术“痉挛”，“癫痫”或者“惊厥”。这种特殊的“惊厥”，包含了100次运算，却只持续了20秒钟——作者注。尽管她有许多神经和神经内分泌方面的问题，而且经常感到绝望无助，但是在1967年以前，H小姐仍然勇敢地与她的疾病做斗争。她在病房里很积极，对犹太教事务也很热心。积极参加医院举办的哲学和其他课程辩论。她博览群书，非常关心时事。1967年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过后——在这期间，因为害怕高烧和中暑（
那年我们的后脑炎病人都遭遇了这两种病症）所以就停止了对她进行抗帕金森氏病的药物治疗——H小姐的状况和情绪都退回到原来那种状态，左胳膊变得异常僵硬，只能坐在轮椅上，性格也非常孤僻，非常冷漠：她好像失去了以前的所有动力，整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茫然地盯着她面前的那面墙壁。抗镇静剂对这种状态也没有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