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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由“直行”改“横行”，看来是小事，却也还需要一点勇气。因为
我们的老祖宗，从用刀在乌龟壳上刻字时便“直行”，此后相沿不改，成为
定规。清末时，西方文字传入，因为与我们的“祖宗旧法”不合，所以被轻
蔑地称为“蟹行”文字，意思是像螃蟹一样横着爬。当时的《国粹学报》有
一段名文曰：“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哉？”中国人读了几本
西洋书，便被视为黄帝子孙的灾难；如果汉字也“蟹行”起来，那还了得！
所以，单以提倡“蟹行”这一点来说，钱玄同也配授以勇士称号。
不过，话说回来，提倡归提倡，《新青年》却一直未能“横行”。其原
因，既由于经费困难，也由于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所以虽有陈望道的激烈的
批评和呼吁：“诸子既以革新为帜，我狠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
勿使 ‘后人而复哀后人’才好。”但是，钱玄同还是表示：“因印刷方面发
生许多困难的交涉，一时尚改不成。”这个“一时”也就长了，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国家明文规定，汉字以“横行”为主，钱玄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我们这个“五千余年古国古”的泱泱大国里，要想搞一项改革也真难！
古语云：闻鼓鼙而思将帅。因作此文，戏拟一语曰：忆“横行”而望勇
士。
… 39…
钱玄同自揭老底
“五四”时期的钱玄同，确实是位勇士。他写过不少犀利的文章。其中
有一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所谓学问，所谓道德，
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十分之
八是教忠教孝之书；所谓史，不过是“大民贼”的家谱或“小民贼”杀人放
火的账簿；要使中国不亡，使中国民族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民族”，必须
以“废孔学”作为“根本之解决”。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难免显得偏激，
但当时，在推倒偶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又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然而，谁想到，钱玄同还曾是个复古迷呢！
那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热衷于复古。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
叫做“光复旧物”。有的人考证出，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夏、商、周三
代。据说：有一种“通天屋”，比现代的摩天楼还好；有一种“深衣”，穿
起来满惬意；有一种 《鹿鸣》之曲，听起来可以感到“皇汉”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种“干舞”，跳起来可以不失“陶唐氏之遗风”。受此影响，钱玄同
也觉得：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应该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
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
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而同是汉族
的，则愈古愈好。钱玄同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武昌起义之后，“辫发
胡装”自然可以免去，但西装革履也非所愿。怎么办呢？他想起了“深衣”。
古书上记载，这是诸侯、大夫和士平时在家闲居时所穿的一种服装，上衣和
下裳相连，大概是一种男式连衣裙吧？古代没有摄影术，也没有裁剪大全一
类的书籍，具体式样早已失传。好在钱玄同曾经从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考
证是拿手好戏。于是，从1911年12月中旬起，他便参考《礼记》、司马光
的《书仪》、题为朱熹所著的《家礼》以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
言、黄以周诸家的论述，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且照所说的
做了一身。1912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便穿上这一身
自制的套服：头戴“玄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上办公所去，
其结果是赢得大家笑了一场。
上述故事，见于钱玄同的一篇回忆文章《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底变
迁》。文中，钱玄同还坦率地承认，更早的时候，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崇拜清朝“皇上”；为此，撕毁过谭嗣同的《仁学》；指责过具有革命思想
的朋友：“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钱玄同写这
篇回忆文章是在1924年末。那时新文化运动早已“铙歌奏凯”，钱玄同也早
已成了名人了。
世事多艰。人难免要做错事，走错道，贵在能不断总结，弃旧图新。钱
玄同复了一阵子古，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大受刺激”，“知道凡事总
应前进，决无后退之理”，于是进而“疑古”，这就好；又进而在成为名人
之后，仍能自揭老底，以自己做错的事、走错的路昭示来者，这就更好。生
活、事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有些人，总想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圣哲形象。讳言错误，讳言失败，明
明有错，却硬不认错，甚或饰非为是，又甚或打击别人，以非作是。这种人，
在钱玄同精神面前，是否感到汗颜呢？
… 40…
柳亚子不当新顽固
刚写下题目，一位朋友就提出：“世上只有老顽固，何来新顽固？”看
来，先得交代来历了。
大概是1924年吧，吕志伊写信给柳亚子，反对新诗。同年6月，柳亚子
复信吕志伊，为新诗辩护，谆谆告诫：“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
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考吕志伊其人，字天民，云南思茅人。
1905年参加同盟会，致力于反清斗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司法
部长，是位鼎鼎大名的革命派。他与柳亚子同隶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彼此相交甚厚，因此，柳亚子才有上述告诫。“新顽固”指的是曾经走在时
代前面而后又落伍、守旧的那种人。
其实，柳亚子也险些当了“新顽固”呢！那是在1917年。胡适正在兴致
勃勃地提倡以白话写诗，有一首题为 《朋友》的诗说：“两个黄蝴蝶，双双
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柳亚子对此类诗看不惯，写信给杨杏佛，批评胡适所作的白
话诗，“真是笑话”。他认为，文学革命只能是内容的革命，“所革当在理
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不可作。对于柳亚子的这
一观点，胡适讥之为“不成理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
《清庙》诗，据说是周公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有一首《生民》，据说是周公
祭祀第一代祖宗后稷之作，都以四言为主，自然古色古香，佶屈聱牙。胡适
以此为例，责问柳亚子，既然你主张“形式宜旧”，那末，南社诸君为什么
不以此为楷模，而要写作唐宋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近体诗”和更“近体”的
词呢？
柳亚子终于渐渐想通了，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在给吕志伊的信
中，他说：“文学是善于变化的东西，由四言而变为五、七言，由五、七言
的古体变而为律诗，变而为词，再变而为曲，那末现在的由有韵诗变为无韵
诗，也是自然变化的原则。”又说：“时下的新诗，也许有浅薄无聊的作品，
总不能归罪于新诗的本身呀！”你看，柳亚子很懂得区分新事物及与新事物
同时出现的弊端呢！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人们常常满足于按老套子生活。因此做改革派难，
一辈子做改革派尤难。在近代史上，往日的改革派成为后来的“新顽固”者
大不乏人。就拿康有为来说吧！戊戌变法期间，一百零三天之内，促使光绪
皇帝连发改革诏谕一百余件，真可谓领导时代新潮流。然而，曾几何时，却
堕落为保皇派，什么改革都反对，连民国废跪拜也抗议，说是不跪不拜，留
此膝盖何用。真是发昏得可以！柳亚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辈子不当“新顽
固”，永远随时代潮流而动，前进不止。
据说，商汤曾在自己的浴盘 （洗脸盆）上铸文，辞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这段铭文出于商汤还是出于秦、汉时期儒家的伪托，尚待考
证。不过，我认为，这种“日新”不已的思想却应该视之为我们民族文化的
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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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胡适、陈寅恪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