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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种对可以预期的在商业条件上非理性改变——抬高价格、税收、关税——
的持续的警戒，并企图通过囤积粮食或汽油，或抢购进口或出口商品，或进行旨
在快速获利的非法贸易而不是进行长期投资来抵御这种非理性的改变。这种“抢
到就跑”（graband run ）的态度的流行表明大多数人努力“不顾体制”而
不是“通过体制”来达到他们的私人目标。注意到这种行动常常被看成是有道德
的，而那些成功的人获得了广泛的尊敬而被人羡慕是很有趣的。他们或多或少地
意识到，潜在的证明其正当的理由在于相信它是反对欺骗公民的系统应得的一种
公平的报偿，和获取某些被证明是不应当损失的正当利益一种方法。
这种倾向性和班菲尔德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诊断为“不道德的家庭主义”
的倾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研究了蒙特格兰诺（Montegrano）农民——就像在
20世纪70年代的波兰人，他观察到“对国家和所有的政府机构的病态不信任”
（Banfield 1967 ： 36 ）：“人们认为不论什么团体当权，都是自我服务和腐
败的”（Banfield 1967 ： 99 ）。所以，“无公职的公民对公共问题产生极大
的兴趣被认为是不正常或甚至是不适当的”（Banfield 1967 ： 85 ），而“任
何人或机构声称为公共利益的热诚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所激发将被认为是欺骗”
（banfield 1967 ： 95 ）。人们不得不赞同罗斯所说的：“不信任是共产主义
统治的普遍遗赠”（Rose 1994 ： 18 ）。在波兰，这种不信任在70年代达到了
它的顶峰。
第二个阶段证明了偶然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选举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
伊蒂瓦（Karol Wojtyla ）为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而他随后在1979年对波
兰的朝圣，导致了大众心灵的显著变化4。部分地处于休眠状态的两个具有丰富
的传统资源的公共联结——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主义——被罗马教皇巧妙地唤醒，
并联系起来。那里产生了大量的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宗教情感和人际间团结。
长久以来只在家庭和亲密朋友的网络中才可以发现的信任品质扩展为对人口中大
部分人的信任。在非常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像家庭一样的团结被重新发现了，私人
的信任被提高到了民族—宗教共同体的水平。为解释班菲尔德的术语，人们可以
说排他性的、防御性的、消极的“不道德的家庭主义”变成了包容性的、积极的
“道德的家庭主义”。
/* 74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信任的波动（2 ）
在其后不到一年时间的1980年8 月，“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波兰
语中是Solidarnosc ）诞生了，这是现代历史上巨大的政治运动，在它最高峰时
拥有一千万登记成员。它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并扩展到所有其它的阶级，最后变成
了一种真正的全民族的政治力量。通过邀请其它邻国的人加入的声明，它也试图
变成国际性的“大家庭”。就像它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这个运动是建立在强烈
的人际联系，一致同意的基本价值和成员间普遍的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沃齐米
日。韦索沃夫斯基（Wlodzimierz Wesolowski）以如下的方式描述了“团结工会
的民族精神”（Solidarity ethos）：
它集中在社会思想中的某几个基本的价值上。这些价值包括民族的独立性、
人的尊严、社会团结和公平的工业关系……它注定要避免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
间进行区分。因此，工人们通过直接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的工厂中影响决策。而且，
人们假定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形势，并有相同的目标。个人的接触非常重
要……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公共元素。（Wesolowski 1995 ：113 ）
在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之上，又加上了第三种强有力的联结：国家雇员直接
对抗垄断的雇主的阶级团结5。所有的三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国家变成了最不被
信任的对象。它被看成外国强加的用来压迫本民族的力量，就像无神论者禁止宗
教活动的共谋和剥削工人的贪婪的雇主一样。所以，两种文化的清晰分化出现了
：在大众运动中流行的信任文化和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文化。这是查尔斯。梯利
（Charles Tilly ）在每次革命的根源中所确认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以下
列情况为标志的“权力二元性”、“至少成为两块的国家组织的分裂”：“（1 ）
提出排他性的、竞争性的控制国家或它的某些部分要求的竞争者或联合竞争者的
出现；（2 ）全体公民中的很大部分愿意为那些要求做出奉献；（3 ）统治者没
有能力或不愿意禁止存在于体制之外的联合和/ 或它所要求的承诺”（Tilly 1993
： 10…11）。
第三个阶段是1981年12月政权制度通过军事管制的强制措施来保卫自己的最
后努力（详尽的说明参见Ekiert 1996 ： 256…282）。尽管压制的程度相对较低，
而对它运用是高度选择性的，但对政权制度的不信任达到了它的顶峰。在“我们”
和“他们”之间的斗争阵线甚至以更加明确的方式被确定。人们被迫详细说明他
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那些一直支持或被动接受政权制度的人中有很多人被
推向反对派；共产党自身被严重损害。作为对团结工会的出现尤其是对军事管制
的反应，在1980到1986年之间的一段时间中，1160000 名党员离开了共产党（Ekiert
1996： 276）。民主运动的被迫解散使狭隘的、排他的“家庭主义”形式恢复了。
“内部流放”的方法使人们从公共生活领域完全撤离出来，并封闭在家庭或朋友
圈的界限内6。只有有献身精神的激进主义者的骨干坚持反抗斗争。在阴谋和斗
争的条件下，两极化的逻辑盛行，世界被以非黑即白的方式来看待，整齐地分成
朋友和敌人，“我们”和“他们”阵营。“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
人”是划分人群的主要原则。在这样的世界，信任一般来说是不明智的。信任的
悬搁、谨慎和怀疑是最理性的策略，因为天真的信任可能是高度危险的。这启动
了相互不信任的另一个自我实现机制；相互敌对的党派变得更谨慎、秘密和不信
任，它为反对派提供了他们有某些事情要掩盖，有某些不正当意图或邪恶计划的
证据。不信任因此被强化了。
在第四个阶段，由于压制的解除，民主运动慢慢地重组、恢复，又由于军事
管制激起的工人阶级不断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导致了经济危机加剧。“后军事管制
的国家没有成功地实现它的稳定经济形势，恢复不断加剧崩溃的波兰经济的诺言”
（Ekiert 1996 ： 265）。反政府的情绪变得广泛传播了。在1988年的一次调查
中，93。9％ 的应答者谴责由“错误的人在错误的位置上”所做的错误决策所引起
的经济和社会问题，88％ 的应答者谴责由于“贿赂、腐败和为私人利益而滥用权
力”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95。3％ 的应答者谴责由于“官僚体制的过度增长”
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Kol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62 ）。一个新
的现象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信心危机和相互信任的破坏。这部分地是由于“戈尔巴
乔夫现象”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和他取消“勃列日涅夫学说”（Brezhnev
Doctrine）所造成的外部合法性的丧失。它也部分地是由于从内部控制社会和镇
压重新出现的民主反对运动——即使采取军事管制这种最强硬的手段——的明显
的失败。“市民社会在1980年8 月之后意识到它自己不能只是等着被困死”（Ost
1990： 155）。在共产党内部，随着改革取向的自由民主派地位的快速提高，他
们与不妥协者之间的裂痕变得明显了。这导致共产党中的不妥协者在1989年2 月
做出与反对者一起参加“圆桌”会谈的重大决定。任何意识形态的托词被抛弃了，
共产主义的雄辩被民族主义的和务实的论述所取代。通过允许包括重新获得合法
地位的团结工会在内的反对派参加选举，但是保证下院中的三分之一的席位留给
共产党，磋商的协定开启了通向类似自由选举的大门。
第五个阶段以1989年6 月团结工会在选举中的彻底胜利为标志。精神上崩溃
的共产党只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