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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磋商的协定开启了通向类似自由选举的大门。
第五个阶段以1989年6 月团结工会在选举中的彻底胜利为标志。精神上崩溃
的共产党只剩下它的不是通过民主手段被保证的那部分席位，接受了第一个非共
产党的政府，并在1990年1 月自己解散了。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正是民族和宗教共
同体史无前例的爆发的开始。“我们最终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变成了当时的口
号。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在公共电视上宣称“今天，共产主义已经死亡”。这是充
满狂热（enthusiasm）、得意洋洋（elation ）、激动excitement）、高兴（exhilaration）、
兴奋（effervescence ）的时期（它可以被称为“五‘E ’综合症”）。“我们”
——人民——赢得了所有的胜利，甚至超出了我们所抱的最大期望。胜利者可以
称得上宽宏大量，不仅向“我们”，甚至向他们以前的敌人敞开各种职位。民族
团结达到了它的顶峰，并且因为第一任民选的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所宣布的与过去决裂的“粗线”政策，这种团结甚至包括了以前的
统治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波兰裔教皇的另一次朝圣提供了象征性地证明民族和宗
教团结的机会。强烈的信任第一次以两种方式同时呈现：在人民之间跨越了所有
的社会阶层（social division ）的水平（horizontal）信任和对我们自己民主
选举的由团结工会领导的代表和政府的垂直（vertical）信任。与以前形成对照
的是，当时的后革命时代政权不论它实际上表现如何，只是由于它取代了老的不
被信任的政权的纯粹事实就博得了人们的信任。换句话说，在1989年以后的波兰，
给予第一届由团结工会统治的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信任更多的是由它
是后独裁政治（postautocratic）的这个事实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是前民主政
治（pre democratic）的这个事实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资产的
力量逐渐消失了，作为比较的负面框架的旧政权渐渐隐退了，人们开始期望积极
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失败和错误的政策之外，当时的后革命的状况并不有益于任
何可觉察的生活水平的改进。正好相反，很快出现了“实际收入的急剧下降、失
业的快速增加、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提高”（Ekiert and Kubik 1997
： 1）。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伴随着被称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也以“重击取向（big bang approach ）”或“休克疗法”而出
名）所产生的必需的、激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变革。政治上活跃的新的一代不
再拿现在和过去相比，而是期望将来更好。因为它似乎来得太慢了，信任受到了
侵蚀，而不信任开始滋长了7。
二、转型的痛苦和信任的崩溃
伴随着革命的狂热和喜庆的气氛从来都不会长久持续。政治、经济和文化向
民主的和资本主义形式的激进转变需要时间。而且它不会在没有冲突、阻碍、抵
抗和不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的情况下顺利地进行。我们的故事的第六个阶段覆盖
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后革命的不适”或“综合症爆发后的第一个早晨”（Piotr
Sztompka，1992年）开始了，而伴随着它的是信任的完全崩溃。“由拒绝党国系
统而产生的波兰社会的整合和紧随着它的废除而来的喜气洋洋被社会的瓦解和利
益的多元化所取代”8 （KolarskaBobinska1994： 12 ）。
/* 75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诊断（1 ）
那种状况的证据可以在三个方向上被找到。第一，我们可以检验推论性的指
标。如果我们关于信任的功能替代品的理论性假设是正确的，信任的衰退将以宿
命论、腐败、治安维持会制度、家长式统治、信任的外部化这样的现象的传播为
标志。第二，我们可以查看一些行为指标：人们实际上做什么，或看上去愿意做
什么，或更准确地说，那些预示着信任缺乏的实际的或意图的典型行为模式。第
三，我们可以检查言辞指标：由民意调查或测验得出的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直
接描述或评价——各种类型的不信任在此得到了最直接的清晰表达。所以我们能
够看到在紧接着政权变化的那一段时间，后共产主义的人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
他们做什么和想什么；并且在这些证据中弄清楚什么可能是高度不信任的信号。
可以观察到表明信任缺乏的好几个功能替代品。第一，从行动论（在1989年
达到顶峰）向命定论的撤退可以在调查结果中看到。在1994年，68。3％ 的来自华
沙的应答者相信“对未来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依赖于运气”，74。2％
的应答者同意“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被运气所引导的”，还
有62。8％ 的应答者断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的力
量的牺牲品”（Marody 1996 ： 216）。这种信念在行动上的表现就是投机行为
的爆发。碰运气游戏（洛托数码卡游戏及其它游戏）的流行，卡西诺链（casino
chains）和宾果游戏（bingo establishments）以及提供虚幻的成功体验（例如，
收看“幸运之轮”或其它娱乐节目）的电视节目的出现，可能是预示性的。1990
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一（26％ ）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购买某些种类
的彩票（CBOS Bulletin No。 8/1998： 8）。
第二，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腐败、裙带关系、特惠主义的传播。在1992年进行
的全民族调查中，92％ 的人把腐败看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54％ 的人断言即使在
简单的、无可争议的情况下，涉及行政部门时行贿是惟一有效的方法（CBOS Bulletin
Aprril 1992 ： 40…42）。至于腐败最盛行的生活领域，人们都指向公共的和政
府的领域：行政部门和公共机构（44％ ）、法院和审判员（41％ ）、警察（39％ ）
（CBOS Bulletin No。5/1994 ： 113）。第三，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不信任
从各种自我防御和自我保护方法的传播上就可以看出来。警戒被发展出来作为信
任的功能替代品。枪支、气体喷雾器、带有个人报警器装置的加固的大门、特殊
设计的锁和在家和汽车中其它反盗窃装置的销售；看家狗的训练；建有围墙的、
层层设防的住宅和公寓，成长为繁荣的事业。为补偿国立机构的不可信赖的作用，
出现了私立机构和组织的真正爆炸式的增加：私人保安、侦探机构，讨债者等
9。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不受欺诈的自愿的联合会也增加了：消费者群体、承租人协
会、债权人团体、税款支付者保护组织等。
第四，信任的外部化可以从期望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帮助，依赖外国投资
和高度支持加入北约或欧盟等现象上看出来。超过49％ 的人知道欧洲一体化谈判，
而48％ 的人声称对欧盟和它的政策持积极的看法。80％ 的人愿意波兰加入欧盟，
43％ 的人希望立即这么做（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No。 3 ， Feb。
1993）。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甚至更强烈，这是对俄罗斯和其它后苏维埃（post
Soviet）共和国的外部不信任的结果。但是这种对内部信任的外部替代也体现在
消费者的行为中。即使相比较来讲质量相同而本国产品价格又低时，人们一致更
喜欢购买外国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这同样包括农业产品、食物、服装和技术设
备，尤其是汽车。外国及其企业是最好的商品生产者的刻板印象被普遍和不加批
判地接受：德国的精密、日本的创新、法国的舒适、意大利的时尚；更具体地说，
默西迪丝是最好的轿车的同义词，IBM 是最好的计算机品牌，索尼生产最好的视
听设备等。外部信任的另一个信号可以在投资决策上发现。在那些储蓄者中，尽
管和本国货币相比利息率更低，外币被大部分人认为是更可信赖的。在所有的储
蓄中，有大约36％ 被换成外币，最多的是换成美元和德国马克（GW， April
3 ， 1994 ），25％ 的波兰人相信换成美元储蓄是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段（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 ）。
第五，对父权式统治的关爱，对强有力的统治者和经济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