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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已经从 60 亿向 70 亿迈进。人们在生活中处处感到人口的拥挤。从
交通堵塞、生存空间狭窄、就业机会不足，到江河湖海和大气的污染、耕地的匮乏、森林的
滥伐、草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无一不与人口太多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中国人觉悟到
应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如今，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城市已大见成
效，但在一些农村地区，生育的冲动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夏衍生前曾谈到共和国有三大失
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可以通过落实政策，较快地解决；破坏教育的失误，则需要十
年功夫来挽回，十年树人；而人口政策的失误，几十年的努力也难以弥补。中国的人口基数
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宜的数量。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也已经大大超过了适宜的数量。
人口不要说实现负增长，就是达到零增长，也要花费一个世纪的时间，还要为此付出巨大的
情感代价和人伦代价。
人口已经过多，又不能马上降下来，怎么拯救地球和人类自身？调整发展方式就成了当
务之急。继《增长的极限》之后，经济学家舒马赫在 1973 年发表《小的是美好的》
，提出了
持久性经济学的新思路；社会活动家里夫金等发表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更强调了人
类面临着耗尽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的危险。人类能不能节制自身的物质欲望，谨慎地使用能
够改变自然的现代技术呢？普罗米修斯把火交给人类，给人类以无穷的力量；但他也曾警告
人类，如果不懂得谨慎使用，火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危急关头有了警觉。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组建，到《东京
宣言》的诞生，就是国际社会觉悟的标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从少数思想家的焦虑，
变成各个文明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也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但要想达到发展方
式与资源环境和谐，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从文明的意义上说，
中国是个早熟的国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说，中国又是一个迟到者，
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以上。有句成语，叫后来居上。如果真能后来居上，当然求之不得。但
也不能不看到，后发展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劣势。了解这种劣势，可以避免盲目乐观，意识到
改革的艰巨。
东）
（丁
敞开通向智慧之门
舒马赫
（？…1977），英籍德国人，学者。本文节选自舒
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笑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题目为编者所加。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件事物
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
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
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
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
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
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
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
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
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
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
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
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
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
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
何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
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
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他说：
“我希望我们国土上默默无闻的千百万人民健康、幸
福，我希望他们在心灵方面成长……如果我们感到需要机器，我们一定会有机器。对每个人
有帮助的每一部机器都会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那些即使没
有真正使民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不应有任何地位。”
奥尔德斯·赫胥黎评论说，假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工作目的公认是为平民大众提供手段
“进行有益的、有内在意义的劳动，帮助男女工人摆脱老板的压榨，成为自己的雇主或成为
为生存与当地市场需要而劳动的自治合作组成员……这种目的方向不同的技术进展将促使
人口、土地的使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政治与经济权益逐渐分散”。赫胥黎说，其他的优越
性是“更多的人过着更合乎人性的满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运地摆脱
消费商品大批量生产者通过广告对成年人灌输的无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与设备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本必然与应用它们的社会的
收入水平维持着一种有界限的关系。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资额
上限很可能应决定于一个熟练和勤奋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说，假使这个工人每年一
般地能挣美金 5000 元。那么，设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费用不可超出 5000 元。如果费用超
出很多，这个社会就可能遇到严重麻烦。例如，财富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中途
辍学问题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进入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结构性”失业；过度
都市化引起人口分布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个要求是适合小规模应用。关于“规模”问题，利奥波德·科尔教授的论述令人折
服，它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
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如果
只就人类认识是细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蕴含着智慧，因为人类的认识更多地是依靠实
验，而不足依靠了解。最大的危险必然是来自不顾后果地大规模应用局部知识，例如当前我
们亲眼看到的核能、运输技术、新农业化学物以及无数其他技术的应用。虽然小的团体有时
也会犯严重侵蚀环境的罪行——一般地说是出于无知，但同受贪心、嫉妒心、权欲驱使的大
集团所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
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
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
第三个要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方法与设备留有发挥人类创造性的充分余地。
过去一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生
产过程“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那么人又会变
得怎样呢？劳动者本人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自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