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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普及的结果。所以认为只靠我们的科学院士、精英分子就可以带动起我们的知识经济，是
一个极大的误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以为既然过去的模仿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
成果，那么在高技术的模仿同样也能实现快速的发展，这也是思想上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
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充分、很不透明，我们人性的解放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差得很远，因
此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想超越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切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危险性的幻想。
所以我认为杨小凯先生的报告非常及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提
醒。我说完了。
张祥平：我觉得杨小凯说的那几个条件里头缺了一个条件，就是当初英美之所以能够发
展起来，不光是因为它的制度，还因为它通过发现新大陆而在海外发掘了很多新的资源。这
两个条件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产生后面很多的机制。日本也是一样，如果它当年不欺负
咱们的话，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样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目前我们能再发现一个
地球，那么英美制度就是绝对优越的；如果不能再发现一个新的地球，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
可以和欧美制度相替换的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就是科举竞争制度。
而且这个制度可以同杨小凯教授的分析结合起来。所以我最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环境方面。
仲大军：杨小凯先生的发言是很精彩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学
家、历史学家，他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宽广的，值得我们有的学者借鉴。经济问题说到底也
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了，它涉及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等方面。我认为小凯论证的最基本
的观点就是，一个经济发达不发达，最根本的渊源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我认为小
凯的主要论述点就是从这里来的。
另外，小凯先生今天的主题是后发劣势，我认为它这个主题未免太武断了。但过去我们
总是讲后发优势，现在小凯先生来了个反动，这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将来会不会是后发劣势的案例呢？我是这样思索的。中国
从历史上模仿苏联，学习马克思，都不成功。因此我们今后到底要模仿什么？怎样模仿？这
是个关键问题。如果模仿成功，我倒不认为中国就一定是后发劣势。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管益忻：小凯这个报告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认为新教同天主教的区别、南美同北美的
区别都不是主要的，但我们在讲后发优势的同时千万要注意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
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我们多年来一直存在制度创新很薄弱，而技术创新比较快的情况。
比如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治理结构、政企分开等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决不能用
技术创新取代制度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是刚才提到的家电行业。现在的龙头海尔是从集体经济起
来的，春兰则是从地方经济起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第二是我国的汽车工业。
去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部等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文件，说是为了发展
我国的汽车工业，我们取消了 238 项的不合理收费。我当时很高兴，但随后有个记者发表了
一篇文章，说各种各样的阻碍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乱收费有
1500 种，我一下就傻了。可见我们的制度确实是落后的。
郑也夫：我认为后发有优势也有劣势。应该说比较多的被大家谈到的是后发优势，所以
杨小凯谈到后发劣势是非常有创见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各有各的道理。但如果硬要将二
者进行比较的话，我认为还是后发优势的道理更大一点。但再大的道理说多了也没有什么创
见了，而小道理往往是有创见的。杨小凯的立意非常高，不过要把后发劣势作为原理而把前
一个推翻，我想是不可能的。
茅于轼：最后我也说几句。我觉得小凯说的后发劣势显然是存在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后
发优势。我们中国的发展大量地利用了西方的技术，我们现在从日光灯到麦克风到计算机，
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都是利用后发优势。现在后发劣势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只是满
足于技术上的引进而在制度上没有变化，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感觉在过去的 20 年中间，中国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大
进步的。我想看到这一点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过去 20 年的情况做一下回顾，再
想想将来 20 年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将来我们不仅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会有
更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现实，另一方面对以后还是要有
信心的。
最后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
（李成刚）
绝处逢生
里夫金 霍华德
里夫金，美国作家。霍华德，美国学者。本文
选自里夫金和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袁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我们这一代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正如本书再三强调的，能源环境影响
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经济学说。如今，我们亲眼看到能源环境的基础正在从非再生能源
过渡到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整个社会将发生巨大的个人和制度上的变化。我们面对的问题
有：这个过渡将持续多长时间？它将怎样完成？个人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时间问题最费猜测。七十年代初期出现的能源危机和公众对环境破坏的担忧已为熵的模
式的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使旧秩序的残余依然存在，熵社
会还是要持续向前发展，这正如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那样。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访问欧
洲国家时，甚至会发现，在封建制度消失几百年之后，封建文化的遗风仍是阴魂不散。从这
点出发，到太阳能时代的过渡也好比一种进化发展，每发生一场新的熵危机，就能增添一点
动力。
同时，我们也不应误以为，在能源环境的渐进变化过程中，我们除了稍做更改之外，仍
可照常生活。这个过渡将不会象以前能源环境变化那样横跨几百年。我们的高能社会、经济
体制十分脆弱，而且完全依靠非再生能源的不断输入，所以，一场大崩溃已迫在眉睫。我们
可以确信，未来 20 年至 30 年间将是改变能源环境的关键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为尽量减少
这种熵转折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冲击波而早作准备。
前面部分概括了某些制度上的广泛、长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能源环境的变化而发
生。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变化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不可能取得），某些人则把这些变化
当做压迫性的变化（因此令人生厌）。对这两种人我们只能问他们，如低能量的未来被说成是
不可能取得的或令人生厌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言呢？非再生能源的贫乏已使我们
明白，现存高能工业基础结构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在我们从非再生能源基础转向可再生能
源基础时，如期望我们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长久地维持不断的高物质能量的流通，这同样
也是很不现实的。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己不可挽回地走向了低能量社会。有两条道路可供我们选择：
一是我们理解，这是生存的必需，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机会，所以我们自觉自愿地进入熵社
会；二是我们死死抱住现行的世界观不放，到头来被迫痛苦地进入低能量社会。
出于我们继续沿着高能道路前进，我们最终要为熵付出的代价也在与日俱增。利用遗传
技术向一种全新的经济基础结构转变，这有可能推迟清算日子的到来，但不过是在短时间内
而已。我们把高熵社会向低熵社会的过渡耽误得越久，熵的代价就会越大，转变就会越困难。
如果我们坐失良机，人类将承担不起由此而付出的代价。
如果我们不愿这样大肆挥霍可得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