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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整个中世纪存在着对个人幸福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它表明了灵魂得救的希望和被罚入地狱的恐惧的重要性，澄清了难以找到其罗马根源的相当深奥的思辨。尽管希腊哲学的渗透是决定性的，但罗马天主教教会仍然带着深深的罗马烙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巧合：罗马的第一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位从拉丁文原始资料和经验中获得许多启发的思想家。在奥古斯丁那里，对作为summum bonum（至善）的永恒生命的追求和对作为summum malum（大恶）的永恒死亡的解释达到了思想表达的最高水平，因为借助于内心生活的划时代的新发现，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认识到，对这个内在自我的唯一关注意味着“我对自己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问题”（“quaestio mihi factus sum”）——当哲学被传授和学习时从来没有被提出或回答过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深刻性，尤其可参见《论三位一体》，第十卷，第三章和第八章：“精神如何能探索和发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精神到哪里去探索，精神从哪里来发现？” 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关于时间概念的著名分析是对新事物和问题的挑战的典范解释：时间是某种十分熟悉和普通的东西，但没有人问“时间究竟是什么？”——因此，时间成为一个“不可解的谜”，时间所提出的挑战在于：时间既是十分普通的，又是十分“神秘的”。《忏悔录》，第十一卷，尤其是第十四章和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义，奥古斯丁是伟大的和有独到见解的哲学家，然而，他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同样真实的是，他著作的主要部分“充满了不是通过结论得出的一系列思想和奔放的文字”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传》（Augustine of Hippo），伯克莱和洛杉矶，1967年，123页。 ——此外，还充满了重复。尽管如此，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主题的连续性，在晚年，他仍然致力于追究所谓的“放弃信仰”（Retractationes），好像教会的主教和权威人士是他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也许，在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中，最重要的主题是作为不同于欲望和理性的一种能力的“自由意志”（Liberum arbitrium voluntatis），虽然他只有一部著作以此为标题并讨论它。该著作是他的一部早期作品，其第一部分仍然完全具有其他早期哲学著作的特点，尽管这是在他改信基督教和受洗的转折性事件发生之后撰写的。
我认为，应该对思想家的人品说几句话，他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详细地写下了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最重大事件，这不是为了回忆或虔诚，而是为了精神上的意义。作为奥古斯丁最近的传记作者，彼得·布朗有点简单化地写道：“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一个信教者，他属于他那个时代之前的拉丁世界中受过教育的人。”《希波的奥古斯丁传》，112页。 在奥古斯丁看来，问题不在于为了真理抛弃哲学的不确定性，而在于发现其新信仰中的哲学意义。在这种巨大的努力中，他首先信赖使徒保罗的《书信》，他的成功也许最好用这个事实来衡量：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在基督教哲学中的权威能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媲美——因为他是中世纪的“哲学家”。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最早的意志哲学家（2）
我们首先考察奥古斯丁对意志能力的最早关注，他在早期论著的第一部分中探讨过这种能力（两个结论部分差不多是在十年之后［大约与《忏悔录》是同时期的］撰写的）。其主要问题是关于恶的原因的研究：“如果没有一个原因，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不可能是恶的原因，因为“上帝是善”。经常出现的问题“（使他）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他的青年时期……（他）相信异教”，即相信摩尼教。《论自由意志》，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章。 接下来是严密的论证推理（虽然以对话的形式），正如我们在爱比克泰德那里看到的，在这个后来的时期，表露内心活动的叙述好像是关于教育目的的总结，直到我们在门徒的提问中得出结论：“我怀疑自由意志……是否必然是由创造我们的上帝给予我们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作恶。令人感到担忧的是，上帝将以这种方式表现为是我们的恶行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安慰提问者，暂时中止讨论。同上书，第十六章，117和118。 三十年之后，在《上帝之城》中，他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作为“人的目的”的“意志的目的”的问题。
他在许多年之后才回答的问题是奥古斯丁自己的意志哲学的出发点。但是，对保罗的《罗马书》的详尽解释是他建立其意志哲学的开始。在《忏悔录》中，以及在《论自由意志》的最后两个部分中，他进行哲学推理，清楚地阐明了奇怪现象的推论（即使在没有任何外部障碍的情况下，也可能仍然不能行使意志），而保罗用对抗的法律来描述这种情况。不过，奥古斯丁没有提及两种法律，而是提及“两种意志——新的意志和旧的意志，肉体的意志和精神的意志”，和保罗一样，他也详尽地描述了两种意志如何在他的“内心”争斗，“它们之间的不一致”如何“挟持（他的）灵魂”。《忏悔录》，第八卷，第五章。 换句话说，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以前相信的摩尼教异端，因为摩尼教教导说，两种对抗的本原——善的本原和恶的本原，肉体的本原和精神的本原，统治着世界。在他看来，法则只有一个，因此，基本的明智见解是最明显的，也是最惊人的：“Non hoc est velle quod posse”（“意愿和能力是不一致的”）。同上书，第八章。
之所以是惊人的，是因为两种能力——意志和执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意志必然是为执行能力而存在的”；不用说，能力也必然是为激励的意志而存在的。“如果你行动……那么就不可能没有意志”，即使“你在被迫的情况下非自愿地做一件事”。“当你不行动的时候”，可能“缺乏意志”，或者可能“缺乏能力”。关于voluntas（意志）来自velle（愿意），potestas（能力）来自posse（可能）的详细解释，见《精神和字面意义》（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52—58条，关于“信仰本身是否在我们的能力之中？”的问题的后来著作，见Sidney Morgenbesser和James Walsh编辑的《自由意志》，22页。 更惊人的是，奥古斯丁赞同斯多噶主义者关于意志优先性的主要理由，即“和意志本身相比，我们的能力不值一提，因为当我们意愿的时候，意志就存在，两者之间没有间隙”《论自由意志》，第三卷，第三章，27；参见同上书，第一卷，第七章，86，以及《改信基督教》（Retractationes），第一卷，第九章，3。， 只是他不相信意志能做到一切。“如果没有意志，法律就不能发号施令，如果意志能�